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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說道:“小人物一個。”
我老早就知道:爲愛情而死僅僅是詩意的許可而已。那個下午,當我孤獨一人回家中,沒有貓,沒有她的陪伴,我證實了不僅他人可能會爲愛而死,而且我自己,一個孤獨的老頭,也正慢慢地死於愛情。我還發覺反過來說也是正確的:我不會把悲痛中得到的喜悅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做交換。我花了十五年多的時間,試着翻譯萊奧帕爾蒂的詩歌,直到那個下午我才真正體驗到裏面的深意:哎,我啊!愛有多深,傷就有多重。(譯註: Leopardi,萊奧帕爾蒂,被認爲繼文學巨匠但丁,彼得拉克之後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散文家,語言學家,哲學家,浪漫悲觀主義派)。
我穿着技工工作服,蓄着稀疏的鬍子,酷似一幅精神不正常的樣子(譯註:犀利哥的造型),緩緩地進入報社。報社重新裝修之後,有了玻璃的個人隔間,頂棚開了一個天窗,真像一家精神病診所。安靜而舒適的人工氣候下,時刻誘使人們交頭接耳,時時要求他們輕聲走路。前廳掛着三位終身主管的油畫肖像,形似已故的總督們,牆上還有很多名人訪問參觀報社時照片。偌大的主廳掛着一張我生日那天下午現有編輯部全體人員一起拍攝的巨大合影。我心裏不由自主的比較着那些我三十歲時拍的照片,再次在驚恐中證實:人越老,照片中的他會比現實生活中更老。那個在我生日下午吻過我的祕書問我是否病了?我很高興告訴她實情:“我得了相思病。” 但是她不信,說:“那人不是我,哎,真遺憾啊!”對她的讚美,我答覆道:“你別這麼快就下定論!”
法律記者從他的隔間中走出,大聲喊道有兩個無名年輕姑娘的屍體挺在停屍間中。我害怕地問道:“她們有幾歲?”他回答道:“年輕姑娘。她們可能是被流氓政府迫害的內陸難民。”聽到這裏,我鬆了一口氣說道:“形勢正像血跡一般無聲地侵害我們。”法律記者遠遠地喊道: “不是血跡,先生,是大便留下的痕跡。”
幾天之後,更要命的事情發生了。那時有個走路節奏極快的小姑娘提着一個像貓的籃子從世界書店(la librería Mundo)門口猶如寒顫一般地走過。我不斷拿肘頂開中午十二點人羣,緊緊跟隨她。她長得很標緻,邁着大步,流利地人羣之間開路,爲了趕上她,我實在累得夠嗆。最後我超上她,然後回頭看着她的臉。她用手將我擋開,並沒有止步,也沒有聽我的道歉。她並不是我的德爾加蒂娜,但是她的高傲就像德爾加蒂娜一樣刺痛着我。我明白了我絲毫不識得穿衣的、醒來的德爾加蒂娜,而且她也不認識我誰是誰,也從沒見到過我的容貌。幾近瘋狂中,我一口氣三天內織了十二雙藍色和粉色的嬰兒鞋,因爲我試着鼓氣勇氣不去聽,不去唱,甚至不去想那些能讓我記起德爾加蒂娜的歌曲(譯註:這些音樂是博雷羅曲)。
事實上我很難駕馭我的靈魂,由於在愛情面前如此軟弱,我開始意識我真的老了。一個戲劇性的實例是當一輛公共汽車在商業中心區壓倒了一位騎自行車的女子。救護車開走後,地上血泊中的自行車已經變成一堆廢鐵,這足以表明這個事故的悲慘程度。但看了那輛報廢自行車的品牌,樣式和顏色之後,我的印象並非只有慘烈,因爲這正是我送給德爾加蒂娜的自行車,世上找不出第二輛了。
目擊者稱受傷的騎車女子很年輕,身材苗條,留着短捲髮。我聽後非常茫然,趕緊攔了開來的第一輛出租車,急急忙忙趕到仁愛醫院(hospital de Caridad)。仁愛醫院是一座老式建築,黃褐色的牆壁看起來就像一座陷在流沙中的監獄。我花了半個小時進入醫院,又花了半個小時離開一個鳥語花香的庭院,因爲那裏有個痛苦的女子擋住了我的去路,看着我的眼睛,撕心裂肺地喊道: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這時才記起這裏原來是那些市政醫院中非暴力精神病人的自由活動場所。我只好向醫院領導表明自己的記者身份,一個護士之後帶我來到急救病房。急救登記簿上寫着:羅薩爾瓦-里奧斯(Rosalba Ríos),十六歲,職業未知。
症狀:腦震盪。預後:有待觀察(譯註:預後,醫學術語,Pronóstico,根據經驗預測病情的發展情況)。我問主治醫生我是否看以看望她,我內心真希望他們說不,但是因爲怕我在文章中寫一些醫院怠慢我的情況,他們卻愉快地帶我去那裏。
我們穿過一個滿是濃烈石碳酸味道的房間,病人都蜷縮在牀上。最後我們來到一個單間,裏面有張金屬牀,牀上的女孩就是我們要找的。她的頭上纏着厚厚的繃帶,臉已無法辨認,而且腫得很厲害,帶着一塊塊烏青,但是對我來講只要看下腳就能知道是不是她。我只是問了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是她,我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