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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小說源於我在童年時代與某位朋友的一次談話。那時我們剛上小學。她說她想擁有一雙藍色的眼睛。我環顧四周，在腦海中描畫她擁有藍眼睛的樣子，發現自己強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願以償後的模樣。她言語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爲了喚起某種同情，於是我裝作很同情，然而事實上，她提出的這種褻瀆自我的想法讓我極爲震驚，我對她感到“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認識了美麗、可愛、善良和醜陋，而儘管我以前必定經常使用“美麗”一詞，卻從未體驗過它帶來的震撼—衝擊力不下於它的事實是：我發現居然無人識得美麗，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擁有美麗的人。
彼時彼刻，我審視的肯定不限於容貌：還有午後大街上的寂靜、光線和懺悔的氛圍。無論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麼叫美麗。我獨立地思考了這個問題。美不單單是眼中所見，它也可以是手中所爲。
《最藍的眼睛》是我想就這個問題說點什麼而作的努力，我想說說，爲什麼她不曾有，又或許永遠不會有，對自己已擁有的東西的感知；爲什麼她渴望自身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她的這個願望隱含着種族性自我厭惡的暗示。二十年後，我依然驚奇於人們是如何產生這種想法的。誰告訴過她？誰讓她感覺做個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要好？誰又曾注視過她，並且發現在美的天平上她顯得如此單薄，如此輕微？這部小說就是要逐漸移除這種譴責的目光。
六十年代，對種族美的重新聲明激起了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這種聲明的必要性。爲什麼—儘管遭到他人謾罵—這樣的美不能在族羣中獲得認同？爲什麼它的存在需要更廣泛的公衆輿論來支持？這些問題複雜不到哪裏去。然而，一九六二年開始構思這個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開始寫作之時，對我而言，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像後來迅速變得顯而易見及如今已然是的這樣。對種族美的維護不是爲了回應在各類羣體中頗爲常見的對文化或種族缺點充滿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爲了防止那種由外部注視引發的永恆不變的自卑感發生有害的內化。因此，我開始關注妖魔化整個種族的怪誕現象是如何在社會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員—兒童及女性—中間紮下根來的：隨意的種族歧視甚至可能引發災難，而在使之戲劇化的嘗試中，我選擇了一種罕見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這一個案的極端性很大程度上源於一個傷殘並製造傷殘的家庭—不同於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於書中敘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個特例，我依然認爲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輕女孩身上都有所體現。在探索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會導致一個孩子崩潰的過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關排斥的情節，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異常的，有些甚至是惡毒的，但我儘量不讓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過程有共謀之嫌。這就是說，我不想讓那些糟踐佩科拉並對她的崩潰起推波助瀾作用的角色喪失人性。
有一個問題是，把小說重心放在對這樣一個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會將她壓碎，進而把讀者帶進“同情”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針對這種毀滅進行自我拷問。我的解決辦法—把敘述劃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讀者自己重新組合它們—於我似乎是個不錯的點子，然而其成果並不令人滿意。此外，這種辦法也不怎麼奏效：很多讀者仍然只是被觸動了，卻沒有被震撼。
當然，另一個問題是語言。在保持蔑視的同時又將其顛覆，這是很困難的。這部小說試圖碰撞種族性自我歧視這根敏感神經，揭露，然後安撫它，不是用麻醉劑，而是用語言，這種語言是對我在首次美感體驗中發現的載體的模擬。因爲那個瞬間滲透着太多的種族色彩（我對同學那個願望—在純正的黑皮膚上長出一雙藍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對我心目中有關美麗的概念造成的傷害），我的掙扎在於寫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獨有的東西。我還並不很清楚那是什麼，但無論是這種未知，還是橫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礙，都沒有使我停下追尋的腳步。
不久前，我竭盡所能在描寫手法上下工夫，想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某種具有種族特殊性同時又超越種族侷限的文風中。這種文風不受種族等級和耀武揚威的優越感的束縛。現將部分描寫分析如下。
第一個句子打頭的那個短語“千萬別聲張”，在我看來有好幾層魅力。首先，這是一句熟語，兒時的我經常聽大人們這樣說，黑人婦女在閒聊中，在講故事，說軼事，在小圈子、家庭和鄰里間傳播某人或者某事的閒言碎語時也經常用到這句話。這幾個字給人一種在密謀什麼的感覺。“噓，別告訴其他任何人”，還有“這個誰也別讓知道”。這是我們之間的祕密，僅限於我們之間，不要外傳。密謀關係既被維持又有所保留，既被堅守也被暴露。在某種意義上，這恰如寫作這本書的行爲：把一種私人的傾訴公之於衆。爲了充分理解那種處境的雙重性，我們有必要回想一下這部作品寫作時的政治氣候：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那是黑人生活發生劇烈動盪的年代。書的出版（相對於寫作）涉及到公開，而寫作則是祕密的泄露，那些我們共享並堅守的祕密，不讓族羣之外的人知道的祕密。
在這個例子中，“千萬別聲張”也是一種書面的修辭手法，但在這種情況下的特意選擇是因爲它能體現說話者的情態，以及言說與表現某個特定的世界及其氛圍。再者，除了 “鄰里間”這層隱含義，除了對不正當的閒言碎語與驚心動魄的揭祕的暗示，這樣的“竊竊私語”中同時隱含着某種假設（從讀者的角度），即說話人身處內部，知道一些別人不瞭解的事情，而且會慷慨分享這些內部信息。我所致力於營造的私密，讀者與文本間的私密，可能會立刻啓動，因爲這個祕密最好是要共享，至少也要被偷聽。突然的熟悉或者迅速的私密化對我來說至關重要。我不想讓讀者有時間疑惑：“爲了讀這個故事，我需要做什麼？我需要放棄什麼，捍衛什麼，保持什麼樣的距離？”因爲我知道（而讀者則不然—他或她得等到第二句話出現）這是個很可怕的故事，講的是人們寧可對它一無所知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