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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即將被共享的大祕密是什麼呢？是我們（讀者和我）都“有份”的事情嗎？一次植物的異常表現。也許是因爲污染。抑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某種跳躍：某年九月，某年秋季，某個金盞花沒有開放的秋天。那明媚、樸素、堅強、柔韌的金盞花。是什麼時候呢？一九四一年，由於那年非常關鍵（對美國來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所以恰好處於宣戰前的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就產生了一種“隱蔽的”影射。在人們期待金盞花會在一個叫作“秋天”的季節怒放到極致的溫帶地區，在美國參戰前的幾個月內，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將爆發。第二個句子更加清楚地表明，說話人，即那個知情者與敘述者是個孩子，正模仿坐在遊廊或者後院裏閒聊的成年黑人婦女的口氣展開敘述。開篇那句話擺出一種努力的姿態，試圖在對付這則驚人信息方面顯得像個成年人。這種孩子的視角改變了成年人透露這種情況時的優先順序。“我們以爲金盞花沒有發芽是因爲佩科拉懷了她父親的孩子。”它把花置於前景中，而把不倫、痛切而不可理喻的性導致的可怕後果隱入背景。這種突出 “無關緊要”的信息而淡化驚世駭俗的內情的處理，一方面確立了視角，另一方面也給讀者以喘息的機會：孩子的說法是否可信，或者是否比成人的說法更可信。讀者因而受到保護，不必立刻直面那些慘痛的細節，同時又被挑起探求的慾望。這樣的創新，我認爲，在於讓這個關於女性受到侵害的故事以對那些強姦的受害者或可能的受害者—那些無人（一九六五年時一定不會有人）問津的人們，那些女孩們自己—有利的角度被講述出來。由於這個受害者不具備理解暴力或其背景的語彙，兩個一開始假裝成熟，實則輕信而脆弱的女友就不得不通過回顧往事，來幫她完成這件事，用她們自己的人生反思爲她填補那些沉默的空白。因此，開篇的那句話起到了某種震撼的效果，即宣告那不僅是一個被共享的祕密，而且是對沉默的打破，對空白的填補，某種不能說的東西終於得以表達。這句話在某種植物微不足道的花期紊亂和一個黑人女孩毫不起眼的毀滅之間建立起了關聯。當然，“微不足道”和“毫不起眼”代表的是外部世界的看法—對那些女孩來說，這兩件事是她們花費了整個童年時代（包括以後）試圖弄清卻未能如願的信息震撼人心的儲藏所。如果說她們有所成功，那便是把探尋的問題轉交給了潛在的成年讀者，轉交給了內部聽衆圈。至少她們把這些疑難的沉重分量分配給了一個更大的觀衆羣，使某個隱私的曝光正當化。如果讀者進入了開篇那句話所宣告的同謀關係，那麼這本書就可以被視作首尾呼應：“自然”的摧毀暗示着社會關係的摧毀，而社會關係的摧毀會對個體產生悲劇性的後果，構成文本羣體的讀者也被牽連其中。
然而，小說的核心部位卻存在問題。我所建立的這個破碎的世界（用來補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時代碎片式的四季變換串聯在一起，每一次轉折都對毫不協調、內容貧瘠的白人家庭識字讀物進行映照。它以現在的形式並不能有效地處理居於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場”的空白。它本應有種形體—就像一聲爆炸或吶喊過後留下的空洞。這需要某種我所不具備的老練手法，而且需要對縈繞在她周圍的各種聲音進行巧妙的駕馭。她從來沒有看到過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個自己。她的幻覺成爲某種獨立於書外的對話。
同時，儘管我迫切需要某種女性表達，這種東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難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來滿足自己，因爲我無法確保那種屬於女性的潛臺詞能貫穿作品始終，如開篇那句話所呈現的那樣（在“千萬別聲張”中透出的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驚）。這種掙扎導致的混亂局面在描寫寶琳·布里德洛夫的那個章節變得非常明顯，我在那一章動用了兩種敘述的聲音，寶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敘述者的聲音，我對這兩種聲音都不滿意。而現在，我覺得有趣的是，在我本以爲最難變成女性口吻的地方這種語言的轉變卻輕而易舉：把白人對喬利的“強姦”與他對自己女兒的強姦聯繫起來。這種極端男性化的侵犯行爲在我的語言中變得女性化，變得“被動”，而且，我認爲，在失去了通常（或者曾經）被賦予的男性“羞恥的光輝”後，強姦這種行爲顯得更加令人厭惡。
我選擇的語言（朗朗上口、悅耳動聽、口語化），我對充分理解根植於黑人文化中的準則體系的依賴，爲製造同謀和親密關係所作的努力（無需任何疏離和解釋性的結構），連同在體現某種沉默的同時又將其打破的企圖，所有這些都意在把美國黑人文化的複雜性和財富轉化成某種與這種文化相匹配的語言。
現在，回頭反觀表達性語言給我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對它們的流行和持續感到驚奇。聽到“文明化”的語言貶低人類，看着文化驅魔主義貶低文學，目睹在自我貶損的隱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們自身—我敢說，如今我的創作跟當初一樣，面臨重重困難。
不出所料，《最藍的眼睛》初版時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運不無相似：被遺棄、被蔑視、被誤讀。直到這一版終於贏回它的發表尊嚴爲止，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
普林斯頓，新澤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