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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只得由他妻子告訴他。最終。儘管她從不跟她的女兒談這事,或者說,她發現了之後就再沒跟她的女兒說過話,但還是得由她來讓上校知道實情;他知道了以後,站起身,又坐下去,然後又站了起來。他的左手在空中劃拉着,找着什麼:一杯威士忌、他的菸斗、一根鞭子、一把槍、民主講壇、他的心——薇拉·路易斯從不理解。有幾秒鐘,他好像受了傷害,深深的傷害。然後他的憤怒滲進了房間裏面,矇住了水晶玻璃,弄軟了漿洗過的桌布。意識到那件可怕的事發生在他女兒身上,搞得他大汗淋漓,因爲在他的土地上有七個黑白混血兒。汗水從他的額角淌下來,匯聚在他的下巴上;汗水溼透了他的腋窩和襯衫後心,同時他的憤怒淹沒了房間。桌上的常春藤翹了起來,銀器拿在手裏也變滑了,這時,他抹了抹眉毛,讓自己振作起來,做了一件適當的事:一巴掌把薇拉·路易斯打到餐桌上去。
然而,是她母親捅了最後一刀:她的眉毛一動不動,可是當薇拉·路易斯從地上爬起來時,她看女兒的那副表情卻是那樣充滿了反感,女兒都能夠感受到在母親舌頭底下聚集、溢滿了她口腔的酸酸的唾液。僅僅是教養,嚴格的教養,沒有允許她吐出來。從那時起,她們之間就喪失了語言交流。隨後的星期三放在薇拉枕邊那盛滿了錢的內衣箱子,儘管慷慨,卻被輕蔑墜得沉甸甸的。比世界上任何人離開家七個月左右需要的錢都多。這麼多錢使得這句話變得無可爭辯:死也好活也好,到別處去。
她想要特魯·貝爾,並把她帶走了。我不知道這對一個女奴來說有多難,離開了本來因爲工作和離得遠也不怎麼見得着的丈夫,把兩個女兒留在了身後,讓一個老姨媽來照看。羅絲·蒂爾和梅當時分別是八歲和十歲。在那個年齡,無論誰擁有她們都算得到了好幫手,可對於一個遠離丈夫、住在沃茲沃斯一戶富人家日夜照顧那家的女兒的母親來說,她們卻什麼忙也幫不上。也許請一個姐姐來照料丈夫和女兒們並不很難,因爲她決心要跟薇拉·路易斯小姐到巴爾的摩去一段時間。特魯·貝爾二十七歲了,不去的話,她這輩子怎麼能見識一座偉大的大城市呢?
更重要的是,薇拉·路易斯小姐也許會用鈔票幫她把他們都贖出去,因爲她的確給了她不少。可話又說回來,也許不行。也許她坐在行李車廂裏、跟盒子箱子一起左搖右晃、看不見她正在穿過的田野時,會皺起眉頭。也許她會感覺很糟。不管怎麼說,她別無選擇地走了,撇下了丈夫、姐姐、羅絲·蒂爾和梅;她心裏一着急,那個金髮男孩就來安慰她;他讓她高興了十八年,直到他離開了家。
所以到了一八八八年,有了薇拉小姐內戰一結束就開始發給她的二十二年的工資(不過暫時寄存在她那裏,除非她的僕人有了什麼打算),特魯·貝爾讓自己和女主人相信她已來日不多了,拿到了錢——十枚鷹幣——並得以應羅絲·蒂爾的請求回到魏斯伯爾,給她從未見過面的孫女們帶來了巴爾的摩的故事。她租下了一座小房,買了一個爐子,給女孩子們描述着同美妙的戈爾登·格雷在一起的生活,讓她們樂不可支。講她們是如何一天給他洗三次澡,他內褲上的G字是如何用藍線繡成的。澡盆是什麼形狀的,她們往水裏放些什麼東西,讓他聞起來有時像忍冬有時像薰衣草。他有多麼聰明,是個多麼完美的紳士。他孩提時代如何說出可笑的大人話,他長成個年輕人時如何表現出騎士般的勇氣,出門去尋找他的父親,然後,走運的話,殺掉他。
他趕車走了以後特魯·貝爾再沒見過他,也不知道薇拉·路易斯的運氣是否好一些。她關於那個男孩的記憶可太多了。
我總想到他,納悶特魯·貝爾和維奧萊特愛的是否就是他。要麼是那個爲自己的外套和背心上的象牙釦子操心的虛榮、勢利的窄鼻子?跑了那麼遠的路,不僅去侮辱他的父親,而且去侮辱他的種族。
有一次薇拉·路易斯對他說,漂亮頭髮再怎麼留都不算長;因爲她看上去對這種事很在行,他就相信了她。幾乎她說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是錯的,可那最後一點知識他卻奉爲嚴肅的真理。於是黃色的鬈髮就像農夫的頭髮一樣蓋在了他的衣領上,儘管在挑剔的巴爾的摩頭髮留多長才對居然由那個女人來定;她幾乎在什麼事情上都對他說謊,包括那個問題:她到底是他的主人、母親,還是一個好心的鄰居。另一件她沒有撒謊的事情(儘管她費了十八年時間才繞到這個問題上)是:他的父親是個黑皮膚的黑鬼。
我看見他駕着一輛雙座輕便馬車。他的馬可真棒——黑的。捆在車後面的是他的行李:很大,塞滿了漂亮襯衫,亞麻的,還有繡花牀單和枕套;一個雪茄煙盒和一些銀質馬桶零件。一件香草色的長外套,袖口和領口是棕色的,整齊地疊放在他身邊。他已離家很遠了,天又開始下起了傾盆大雨,但由於是八月份,他並不冷。
左邊車輪撞上了一塊石頭,他聽見了響聲,要麼就是以爲自己聽見了,這麼一顛可能會弄亂他的行李。他勒住馬,爬下車來,看看他的東西有沒有弄壞。他發現行李鬆了——繩子滑下來,歪在一邊。他把所有東西都解開,用繩子緊緊勒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