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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對鈕釦業十分有益。戰爭中丟失大量的鈕釦，每次都需要整箱整箱、整車整車地補充。它們不是被炸燬了，就是在路上散落了，或者在大火中燒掉了。內衣的命運也同樣如此。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戰爭是一場神奇的大火——一場巨大規模的鍊金大火，騰起的煙霧將大火變成了金錢。至少這在我祖父身上得到了實現。然而，這個事實已無法再使他的心靈快樂，也無法再維持他的正直了，儘管在最早他自鳴得意的那幾年可能如此。他想要他的三個兒子回來。那倒不是因爲他們去了什麼危險的地方；他們還在百慕大，在陽光下列隊走步。
從紐約州的芬格湖度完蜜月回來，我的父母親就一直住在阿維隆莊園，直到他們能夠建起自己的房屋，而母親則留在那兒爲祖父管理家事。他們實在是人手短缺，因爲所有的勞力要麼去工廠，要麼去打仗了，同時也因爲大家覺得阿維隆莊園要帶頭削減開支，母親堅持飯食簡單：星期三喫燉肉，星期天晚上喫烤大豆——這也很合祖父的胃口。實際上，他從未對阿黛莉婭原先的豪華菜單感到自在過。
一九一五年八月，加拿大皇家軍團奉命撤回哈利法克斯，準備開赴法國。部隊在港口呆了一個多星期，添補給養、招募新兵，並且把熱帶軍裝換下來，穿上更暖和的軍裝。士兵們還發到了羅斯步槍，可是後來都在泥地裏卡殼，弄得他們手足無措。
我母親搭乘火車去哈利法克斯爲父親送行。火車上擠滿了上前線的男人。她弄不到臥鋪，於是只好一路坐着。走道里到處都伸着腳，堆放着包裹，還放着痰盂。咳嗽聲、呼嚕聲（無疑是醉酒後的呼嚕）響成一片。當她看着周圍一張張稚氣未脫的小夥子的臉，她突然真切地感受到了戰爭——那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現實。她年輕的丈夫可能會因此喪命。他的身體可能會被毀滅；可能會被撕碎，可能會成爲戰爭的犧牲品——看來，現在不得不作出這樣的犧牲了。伴隨這種意識而來的是絕望和恐懼。不過，我相信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淒涼的自豪。
我不清楚他們倆在哈利法克斯是住在哪兒，住多久。是住在一家體面的大酒店裏，還是由於房間緊張而窩在下等客棧或港口邊的廉價旅館裏？他們在一起是待了好幾天，還是一個晚上，還是幾個小時？他們倆做了些什麼，又說了些什麼？我想也就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吧，可究竟是什麼呢？如今是再也不可能知道了。後來，“蘇格蘭人”號海輪載着軍團的官兵起航了，我母親與其他妻子們站在碼頭上哭泣着向親人揮別。或許母親沒有哭泣，因爲她覺得不能這樣放縱自己。
父親在信中寫道：我正在法國某個地方。我無法形容這裏發生的一切；我也不會去形容。我們只能相信，這場戰爭是出於正義，是爲了維護和推進現有的文明。傷亡（此處一個字被劃掉）難以計數。我以前不知道人類擅長什麼。要忍耐的已超出了（此處一個字被劃掉）。我天天都在想家，特別是想你，我最親愛的莉蓮娜。
在阿維隆莊園，我母親開始把意志付諸行動。她對公共服務抱有信念；她覺得，她必須捲起袖子爲戰爭做點有用的事情。她組織了一個“慰問團”，通過捐贈品義賣來籌錢，然後用這錢買小包的菸草和糖果寄往前線的戰壕。她爲這些活動打開了阿維隆莊園的大門，但據瑞妮說，辦這些事把地板弄得一塌糊塗。除了義賣，每個星期二的下午，她的小組就會在客廳裏爲部隊編織衣物——新手們織浴巾；熟手們織圍巾；老手們織連帽大衣和手套。不久，又徵召了一批“星期四志願者”；她們是從若格斯河南岸來的一些年長的、文化較低的女人，但個個都是編織能手。這些人爲亞美尼亞的捱餓兒童和所謂“海外難民”編織嬰兒服。編織了兩個小時以後，她們便在餐廳喫一頓簡單的茶點；此時，彩繪玻璃上的圓桌騎士和他的情人會懶洋洋地俯視她們。
當傷殘的士兵開始出現在街道上和鄰近幾個鎮上的醫院裏（提康德羅加港還沒有醫院），母親會親自去看望他們。據瑞妮說，她看望的大多是那些最慘的傷員——破相或殘廢的士兵。每次回來，她都會筋疲力盡，心煩意亂，甚至還會在廚房裏哭泣。這時，瑞妮會衝一杯可可給她喝，讓她支撐住。瑞妮說，她從不愛護自己，因而毀了自己的健康。尤其是從她的身體狀況來看，她是在拼命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