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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避開午間的酷熱,今天一大早我就步行去了銀行。我早去也是爲了趕在銀行開門的時候到達,這樣可以引起銀行職員的注意。我之所以要引起注意,是因爲他們又弄錯了我的結算單。我對他們說,我還能夠做加減乘除,不像他們那些老是出錯的機器。他們像餐館服務員一般笑容可掬,但心腸卻像在廚房裏向你點的湯裏吐口水的跑堂那樣壞。我總是要求見銀行的經理,可經理總是“會議”不斷,而我最終總是被推給一個皮笑肉不笑的年輕職員。看他那神氣活現的樣子,他還真以爲自己將來會成爲大富翁呢!
在銀行那種地方我感到受人鄙視,因爲我口袋裏的錢不多,也因爲我曾經家財萬貫。當然,我並不曾真正擁有過錢財。起初它是屬於父親的,後來又是理查德的。然而,人們卻硬把錢財看成是我的,如同那些在案發現場的無辜者被看成罪犯一樣。
銀行大樓擁有數根古羅馬風格的柱子,似乎在提醒人們:“愷撒大帝的東西應當還給愷撒”,就比如說那些荒唐的服務費用應該還給客戶。對我來說,哪怕兩分錢我都會把它放在短襪裏塞到牀墊底下;而這樣做只是爲了向錢這東西泄憤。但我想,當我死後一定會傳出這樣的消息:一個古怪的老瘋婆被人發現死在一間陋室中,屋裏堆滿了幾百只裝貓食的空罐,還有夾在發黃的報紙中五元一張的數百萬美元的鈔票。不過,我無意成爲當地吸毒鬼和兩眼佈滿血絲、手指抽搐的外行竊賊的注意目標。
從銀行出來,我又去市政廳周圍逛了一番。市政廳的鐘塔是意大利式的;雙色的磚牆是佛羅倫薩式的;旗杆看來需要油漆一下了;那門野戰炮曾經在法國的索姆戰場使用過。豎立在那裏的兩尊青銅雕像都是由蔡斯家族出錢製作的。右邊的一尊是祖母阿黛莉婭請人雕制的,它的原型是帕克曼上校——參加過美國革命在提康德羅加港最後決定性一仗的老兵;這個地方現在屬於美國的紐約州。我們不時會碰到一些糊塗的德國人或英國人,甚至是美國人——他們在鎮上逛來逛去,尋找當年戰場的遺址。最後,有人會告訴他們:你們弄錯了地方,弄錯了國家。你要去的是美國那邊的提康德羅加。
當年,帕克曼上校開拔他的部隊,越過邊界,爲了紀念他那場失敗的戰鬥而有悖常理地將我們這個鎮命名爲“提康德羅加”。(這也許並不少見,許多人對他們自己的傷疤有一種紀念興趣。)這尊銅像中的帕克曼上校騎在馬背上,揮舞着一把劍,大有要衝進旁邊的牽牛花壇的氣勢:一個輪廓分明的男子形象,有一雙堅毅的眼睛,下巴留着一小撮尖尖的鬍鬚——雕塑家們所塑造的騎兵領袖的模樣大多如此。沒有人知道帕克曼上校究竟長什麼樣,因爲他生前並沒有留下有關他形象的圖文資料。這尊雕像是到一八八五年才立的,於是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這就是藝術的獨裁。
在草坪的左面也有一個牽牛花壇,花壇旁的一尊雕像同樣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疲憊的士兵”。他襯衫的上面三個釦子開了,脖子向前下傾,就像是準備挨劊子手的斧子似的。他的軍服凌亂不堪,頭盔歪戴着,身子靠在一支老爺槍上。他看上去永遠年輕,永遠一副疲憊不堪的樣子。他立在戰爭紀念碑的頂部,皮膚在陽光下泛出綠色的光芒;鴿子在他臉上留下的糞便彷彿是他的眼淚。
這尊“疲憊的士兵”雕像是我父親負責的一項工程。它由女雕塑家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製作,因爲她受到安大略藝術家協會戰爭紀念委員會召集人弗朗西絲·洛林的大力舉薦。當時,地方上有些人反對菲茨西蒙斯小姐擔當此任;他們認爲女人做這樣的雕塑不合適。然而,父親的氣勢遠遠蓋過了其他潛在的贊助者的意見。他反問道:洛林小姐本身不就是個女人嗎?父親由此也引來了一些不恭敬的議論。誰知道他在搞什麼鬼?這類話還算是客氣的。父親私下裏說,誰承擔費用,誰就可以拍板。別的人都是些吝嗇鬼,他們要麼把錢掏出來,要麼就認輸。
卡莉斯塔·菲茨西蒙斯小姐不僅是位女藝術家,她還是個年僅二十八歲的紅髮女郎。她開始頻繁地光顧阿維隆莊園,與父親商量有關設計的事宜。他們會在書房裏商量討論;起先,是開着門的,後來門就關上了。起先她被安排在二等客房中就宿,後來就住進了最好的客房。不久,她幾乎每個星期都來此度週末,她住的房間也被看成“她的”房間了。
父親似乎比以前開心了,當然酒也喝得少了。他派人將外面的場地收拾乾淨,至少看起來像個樣;他還讓人將車道重新鋪設一下;“水妖”號也被颳去鏽斑,重塗油漆,整修一新。有時候還會舉行一些非正式的週末聚會,客人都是從多倫多來的卡莉斯塔的藝術家朋友。這些藝術家(這些人的名氣也許不爲如今的人們認可)並沒有穿小禮服或西裝,卻穿着V字領的套衫。他們在草坪上馬馬虎虎就餐,談論藝術的精妙;抽菸、喝酒、爭論,煞是熱鬧。女藝術家們在浴室中用了太多的毛巾,無疑是因爲她們從來沒見過如此舒適的浴缸——這是瑞妮的理論。而且,她們的手指甲骯髒不堪,還放在嘴裏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