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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南飛，發出陣陣悲鳴；河岸上的漆樹開滿花朵，如同一支支暗紅的蠟燭。已經到了十月的第一個星期。在這個季節，人們把充滿樟腦丸氣味的羊毛衫從箱子裏翻出來。夜霧瀰漫，晨露濃濃，門前的臺階滑溜溜的，遲緩的鼻涕蟲爬了出來。金魚草很快就青春不再，而別的季節看不到的帶褶邊的紅紫相間的甘藍花卻開得如火如荼。
這是菊花的季節。這種花用於葬禮；這是指白色的菊花。死者對這些花一定感到很厭倦。
早晨天氣晴好。我從前花園採了一小束粉紅的金魚草去墓地，放在家人的墓前，獻給雪白大理石基座上的兩位冥想的天使。我想，這會令兩位天使耳目一新。有一次，我舉行了小小的儀式：念墓碑上死者的名字。我以爲我是在默默地進行，但偶然卻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就像一個教士在喃喃地做每日祈禱。
古埃及人說，念死者的名字是爲了讓他們重生。不過，人們並不總是希望死者復活。
我繞着紀念碑走了一圈，發現一個年輕女子跪在墓前——勞拉的墓前。她低着頭，一身黑色裝束：黑牛仔褲、黑T恤衫、黑夾克，揹着一個黑色小揹包——現今的女孩子都背這樣的包，而不再用手袋了。她有一頭長長的黑髮，和薩布里娜的一樣。我的心突然一動：薩布里娜回來了——從印度或是別的什麼地方。她不聲不響地飄然而至。她已改變了對我的看法。她打算給我一個驚喜，可現在我的到來把它給攪了。
然而，當我看得再仔細一些，才發現那姑娘我並不認識。毫無疑問，她是個憂傷過度的研究生。起先，我以爲她只不過是在祈禱，但她其實是在擺花：一支康乃馨，花莖用錫紙包着。當她站起身來時，我看見她哭了。
勞拉能感動人們。我卻不能。
鈕釦廠舉行過野餐會之後，《信使與旗幟報》登載了通常的報道：哪個嬰兒贏得了“最美嬰兒比賽”的冠軍，誰家的狗獲得了“最佳狗狗”稱號。對此，父親說了一番話，簡述如下：埃爾伍德·默裏給一切都抹上了樂觀主義的光澤，所以聽起來一切如常。報紙上還有一些照片：那隻獲獎的狗——一個深色的剪影；那個得獎的嬰兒，胖乎乎的像個軟墊，頭上還戴着荷葉邊的軟帽；踢踏舞演員高舉着一支巨大的紙板做成的三葉草；父親站在講臺上。他這張照片拍得並不好：嘴巴半張着，彷彿在打哈欠。
還有一張亞歷克斯·托馬斯和我們倆的合影——我和勞拉分別站在他的左右兩旁，如同兩個書擋。我們倆都在望着他微笑；他也在微笑，但他把手伸出來擋住臉，就像那些黑社會歹徒被捕時躲避記者的閃光燈一樣。然而，他只擋住了半個臉。照片的文字說明是：“艾麗絲·蔡斯小姐和勞拉·蔡斯小姐招待外來客人”。
埃爾伍德·默裏那天下午沒有查到我們的行蹤；他那樣做是爲了弄清亞歷克斯的真實姓名。當他找到我們家裏，碰上了瑞妮。瑞妮說，我們的名字不該同那個傢伙的名字一起被傳來傳去，因此拒絕告訴他。不管怎麼說，他印發了照片。埃爾伍德和我們倆同樣冒犯了瑞妮。她認爲這張照片不莊重，儘管我們的腿並未暴露。她覺得，我們倆在傻傻地暗送秋波，就像兩隻單相思的天鵝——嘴巴張着，口水都要流出來了。我們大大丟了自己的醜。鎮上人人都會在背後笑我們：癡情於一個貌似印第安人或猶太人的年輕惡棍——而且，他袖子捲起的樣子看上去還像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