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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冷颼颼的；天高雲淡。一捆捆的玉米堆在前門，門廊上掛着的南瓜燈在笑眯眯地守夜。往後的一個星期，那些一心想討糖果的孩子們會跑到街上去，打扮成芭蕾舞演員、殭屍鬼、外星人、骷髏、吉卜賽算命人，或者已故的搖滾歌星；我照例會關上燈，假裝不在家。這倒不是討厭他們，而是出於自我保護——萬一哪個小不點不見了，我可不想被控告引誘他進來，然後喫了他。
我就是這樣對米拉說的。她的生意正紅火，賣橘黃色的矮蠟燭、黑色的陶製貓、緞子縫的蝙蝠，還有穿着漂亮布衣的巫婆——她們的頭是用幹蘋果做的。她聽了我的話噗嗤一笑，認爲我在開玩笑。
昨日，我一整天都懶洋洋的——我的心臟不舒服，幾乎離不開沙發。然而，今天早晨喫完藥後，我感到精力出奇地充沛。我興沖沖地走到圈餅店。在那裏，我看見洗手間的牆上又新添了一句話：如果你說不出什麼好話，那就乾脆別說。後面一句是：如果吮不出什麼好東西，那就乾脆別吮。知道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國家還在大行其道，真令人欣慰。
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個塗巧克力的炸圈餅，帶到外面，放在店家提供的長椅上，緊挨着垃圾箱。我坐在依然溫暖的陽光下，活像一個曬太陽的烏龜。不斷有人從我面前走過：兩個肥胖的女人推着嬰兒車；一個瘦一點的年輕女人穿着黑色皮上裝，上面有一些銀色釘飾，鼻子上也嵌了一顆；還有三個身穿風衣的古怪老頭。我感覺他們的眼睛在盯着我。難道我還是那樣聲名狼藉，或者我還是那樣一個偏執狂？或許是因爲我不停地對自己大聲說話的緣故？我不清楚。莫非我的聲音在不經意間像氣流般湧了出來？這種空洞的老人低語好似冬日裏葡萄藤的婆娑，又好似秋風瑟瑟地吹過枯草。
我對自己說：誰在乎人們怎麼想？如果他們願意聽，那就請便。
誰在乎，誰在乎——年輕人總是這樣說。我當然在乎。我在乎人們怎麼想。我一直是在乎的。不像勞拉，我從來沒有堅持自己信念的勇氣。
一條狗過來了；我給了它半隻炸圈餅。“請便。”我對它說道。當瑞妮抓到誰在偷聽時，她總是這麼說的。
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人們一直在議論鈕釦廠發生的事。據說，當時有外來的煽動者在活動；他們激起事端，特別是挑動那些容易衝動的年輕人。人們說起勞資談判、工人權利以及工會的事。工會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說只僱用工會會員的企業的工會是不合法的——真的不合法嗎？似乎沒人搞得清楚。總之，這些人都窩着一股火。
煽動鬧事的是些流氓和僱來的罪犯（希爾科特太太如是說）。這些煽動者不僅是外來的人，還是外國人，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更加令人驚恐。那些留着短鬚的矮個子亡命之徒，用鮮血寫下自己的名字，誓死戰鬥到底。他們會發動暴亂，肆無忌憚；他們會安放炸彈，會在夜裏潛進來，割斷我們的喉管（瑞妮如是說）。這就是那些殘忍的布爾什維克和工會組織者的鬥爭方法；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埃爾伍德·默裏如是說）。他們謀求性愛自由，毀滅家庭，槍斃任何一個有錢人——哪怕他只有一點點錢，或者一塊手錶，或者一枚結婚戒指。聽說，俄國就是這麼幹的。
據說，父親的廠裏有了麻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