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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經過幾家快餐連鎖店——有的店家招牌上是幾隻笑吟吟的雞端着一盤炸雞塊，還有的是一個樂呵呵的墨西哥人手舉着玉米卷。這個城鎮的貯水塔在前方若隱若現；這些水泥的龐然大物點綴在鄉間，就像喜劇連環畫一樣有趣。現在我們到了真正的鄉間。一個金屬的筒倉像指揮塔般聳立田間；路邊，三隻烏鴉正在啄一隻旱獺的毛茸茸的身體。柵欄、筒倉、溼漉漉的牛羣、一排深色的雪松。再過去是一汪沼澤，夏天茂盛的蘆葦也已凋謝了。
天開始下起了毛毛雨。沃爾特啓動了前窗的雨刷。伴着雨刷柔和的催眠曲，我進入了夢鄉。
當我醒來，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打鼾了嗎？如果打了，我的嘴巴張着沒有？如果那樣的話，有多難看、多丟人啊。但我忍着沒問。要知道，這是虛榮心在作怪。
我們在八車道的高速公路上行駛，快到多倫多了。這是沃爾特說的。我看不見，因爲我們被堵在一輛裝滿一筐筐白鵝的卡車後面——這些肉鵝無疑是送往市場的。它們那長長的、註定要被宰殺的脖子伸出筐外，嘴巴一張一合地在悲鳴，叫聲被車輪的聲音淹沒了。它們落下的羽毛在風中飄舞，貼在車窗上。車裏充滿了鵝糞味和汽油味。
那卡車的後面貼着一條警示語：“如果你看得清，那說明你靠得太近了。”當它終於轉彎開走了，多倫多已近在眼前——一個在湖邊平原上聳立着的玻璃和水泥的高樓大廈的城市，飄浮在一片橘褐色的煙霧之中。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城市，它似乎在一夜之間如海市蜃樓般長出來了。
車旁竄過黑色的火花，似乎有一堆紙在悶燒。空氣中跳動着憤怒的熱量。我想起了那些一面開車、一面向外開槍的泄憤行爲。
律師事務所位於金街和湖灣街的十字路口。沃爾特迷路了，找不到地方停車。我們不得不下來走五個街區；沃爾特攙着我的胳膊。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一切都發生了鉅變。我並不常去多倫多，但每次去都會發現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日積月累，產生的效果是驚人的——似乎這個城市被炸爲平地，然後又重生了。
我記憶中的市中心是毫無生氣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信奉卡爾文派新教的白人。男人身穿深色大衣在人行道上古板地行走。偶爾出現一名婦女，穿着標準的高跟鞋，戴着手套和帽子，腋下夾着手袋，眼睛正視前方。這樣的景象已經一去不復返，而且有些日子了。多倫多不再是個新教徒的城市，而變成個五色斑斕的城市：街上人頭攢動，人們的衣着款式多樣，色彩鮮豔。有撐着黃色太陽傘的熱狗攤子、椒鹽脆餅攤，有賣耳環、手工包和皮帶的小販。還有胸前掛着“失業”牌子的乞丐；他們中間也劃出各自的領地。我從一個吹長笛的人身邊走過，又看見一個彈電吉他的三人小組，還有一個穿蘇格蘭短裙的男人在吹風笛。我隨時準備碰上玩雜耍的、喫火的，或是戴着風帽、搖着鐵鈴的麻風病人。眼前的景象，嘈雜不堪，彷彿一部光怪陸離的電影展現在我的眼前。
我們終於到了律師事務所。當我四十年代首次來此事務所諮詢時，它位於一羣曼徹斯特式的紅磚建築中；那些紅磚由於年代久遠，已被煤煙燻黑了。門廳的地上鋪着馬賽克，門口放着石獅子。嵌着石水晶的木門上，金色的招牌閃閃發光。電梯是那種簡陋的鐵籠子；走進去就像進了牢房一般。有個穿海藍制服、帶白手套的女人開電梯，到了一層呼叫一下。那電梯只開到十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