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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會去散步，或者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等到該回家的時候回去。有時候，會有一個男人過來坐在我身邊，試圖跟我搭話，然後我就會離開。
我爲穿衣服翻花樣費了不少時間。一會兒是束皮帶的，一會兒又是帶搭扣的；一會兒斜戴帽子，一會兒又穿棱線襪。我總是擔心衣着合不合時宜。沒有人幫我扣領口，也沒有人告訴我從背後看我的樣子如何，襯衫下襬是否全塞進了裙腰。以前是瑞妮或勞拉在幫我，而如今她們已不在我身邊。我很想念她們，竭力剋制着自己。
我還需修指甲、泡腳、拔掉或剃掉身上的毛。皮膚有必要保持光潔柔順。我要像團溼泥，別人摸上去的感覺該是滑溜溜的。
蜜月本可以讓新婚夫婦進一步相互瞭解。然而，一天天過去，我感到對理查德的瞭解卻越來越少。他在刻意淡化自己的形象，這是不是一種自我隱蔽？其目的是讓自己退居有利的地位。然而，我自己在按他的期望被塑造成型。每次照鏡子，我都發覺自己增加了一點色彩。
離開倫敦後，我們又去了巴黎——先是乘船過海峽，然後再乘火車。我們在巴黎的生活和倫敦差不多，只是早餐不同：麪包圈、草莓醬、加熱奶的咖啡。午餐和晚餐總是很豐盛；理查德對此十分講究，對葡萄酒特別挑剔。他一再說，這不是在多倫多。對我來說，這個事實不言自明。
我去看了埃菲爾鐵塔；由於我不喜歡登高，所以沒有上去。我還參觀了先賢祠和拿破崙墓。我沒去巴黎聖母院，因爲理查德不喜歡教堂，至少不喜歡天主教堂。他認爲教堂會讓人失去活力，尤其是那裏面的香氣會令人變得遲鈍。
法國旅館裝有洗屁股用的坐浴盆。有一次，理查德發現我在裏面洗腳，於是帶着一絲詭笑向我解釋它的用途。我想，法國人懂得一些別人不懂的東西。他們懂得人體的需要，至少承認人體的需要。
我們住在“老巴黎”飯店。後來飯店在二戰中成了納粹的總部，可我們怎麼會知道呢？早上，我會坐在咖啡廳裏喝咖啡，因爲我害怕去別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走遠看不見飯店的話，肯定是回不來的。此時，我才明白厄斯金先生教我的法語幾乎沒有用處：風花雪月之類的內容不能爲我帶來更多的方便。
一個海象臉的老侍者爲我服務。他駕輕就熟地把咖啡和熱奶從兩個壺中倒出來，把壺舉得高高的。他的這種表演讓我着迷，彷彿他是一個在孩子面前變戲法的魔術師。有一天，他用他懂的那點英語問我：“你爲什麼憂傷？”
“我沒有憂傷。”我一面說，一面哭起來。陌生人的同情真讓人受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