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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部分時間待在祖父的書房中，窩在皮靠椅裏，兩腿搭在扶手上。去年冬天凍死的一些蒼蠅的軀殼板結在窗臺上；穆加特羅伊德太太心裏並不十分願意打掃書房。祖母阿黛莉婭的畫像仍然主宰着這個房間。
我天天下午翻閱她的剪貼簿；裏面有關於茶藝和來訪的費邊社社員的文章。還有的文章是關於一些探險者用神奇的幻燈片，描述土著人奇特民俗的。土著人裝飾他們祖先的顱骨，我不明白爲什麼有人對此感到奇怪。實際上，我們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我也瀏覽舊的社交雜誌，回想起我以前是多麼羨慕雜誌裏的那些人物。我有時還會翻閱用金邊薄紙印刷的詩集。兒時從“暴力小姐”那裏學到的那些令我神魂顛倒的詩句，如今讀來十分做作，大倒胃口。這些詩句裏的用詞有許多是自作多情的古語。我以前對這些字眼感到很不舒服，現在我終於明白了：這些字眼令失意的人們變得滑稽可笑，就像那個可憐的悶悶不樂的“暴力小姐”自己。這些詩集的頁邊軟綿綿的，字跡模糊，摸上去溼乎乎的，就像掉進水裏的麪包，你碰都不想碰一下。
我的童年似乎已離我遠去了——遙遠的往事漸漸淡化，苦樂參半，彷彿乾枯的花朵。我痛惜童年的時光嗎？還想它回來嗎？我可不想。
勞拉並沒有足不出戶。她在鎮上到處亂逛，就像我們以前那樣。她身穿我去年夏天穿剩的黃裙子，又戴着那頂配套的帽子。我從背後看她，心裏總會產生一種特別的滋味——似乎在看我自己。
威妮弗蕾德毫不掩飾她的厭倦情緒。她每天都去游泳，就在船庫旁邊的私人小浴場，但她從不涉足沒過頭頂的深水區。她頭戴一頂洋紅色的大“苦力帽”，游泳大多用狗爬式。她邀請我和勞拉一起去，但我們謝絕了。我們倆的游泳技術都不過關，並且我們也知道河裏倒進了什麼東西，可能現在還在裏面。當威妮弗蕾德不去游泳也不曬日光浴時，她就在房子裏轉來轉去。她擬初稿，畫草圖，記下各種缺陷——前廳的牆紙應該換了、樓梯出現了一塊塊的腐斑之類，或者乾脆就躲進自己房間去打個盹。阿維隆莊園似乎耗幹了她的精力。世間真有什麼東西可以耗幹她的精力，那倒是令人欣慰的。
理查德不斷地打電話，還都是長途。要麼他就到多倫多去待一整天。其餘的時間，他則圍着“水妖”號轉悠，監督工人修船。他說，在我們離開之前讓船下水是他的目標。
他讓人天天早晨送報上門。“西班牙內戰爆發了，”他有一天喫午飯時說道，“不過，已經醞釀很久了。”
“真不是什麼好事。”威妮弗蕾德說。
“不關我們的事，”理查德說道，“只要我們不參戰，讓共產黨和納粹黨自相殘殺去吧——他們很快就會打起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