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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日子持續了兩週左右,客人多了,工作量也稍稍增加了。我本來可以在餐館附近租間房,好每天省下一個小時,不過我好像不太可能擠出時間搬家,說起來,我也沒時間剪個頭髮,看看報紙,甚至沒時間脫光衣服。十天之後,我終於擠出十五分鐘,寫信給在倫敦的朋友B,問他能不能幫我找份工作,幹什麼都行,只要能讓我每天睡五個小時以上。我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七個小時,儘管很多人認爲這沒什麼。當一個人超負荷工作時,治療自悲自憐的方法就是——想一下有成千上萬在巴黎餐館打工的人,他們也工作這麼久,而且還會繼續幹下去,不是幾周,而是幾年。我所住旅店附近的小酒館裏有個姑娘,她一年到頭每天從早上七點開始幹活,一直幹到午夜十二點,只有喫飯的時間才能坐下來。我記得有一次我邀請她去跳舞,她笑了,說自己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走出過這條街了。她患了肺癆,就在我離開巴黎的前後,她去世了。
僅僅過了一週,我們都累得有點神經衰弱了,除了朱爾斯,他一直在偷懶。爭吵起先還是斷斷續續的,現在變得沒完沒了。大家會連續幾個小時不斷地發無用的牢騷,每隔幾分鐘牢騷就會演變成暴風雨般的罵戰。“把那個長柄鍋拿給我,傻瓜!”廚師會喊道(她個子不夠高,夠不着放長柄鍋的架子)。“你自己去拿吧,老婊子。”我會回敬她一句。這種話好像自然而然地從廚房的氛圍中醞釀出來似的。
我們經常會爲了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爭吵。比如垃圾桶,它永遠是爭吵的來源之一。垃圾桶是應該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那樣就擋住了廚師的路),還是應該放在她想要放的位置(那就擋住了我去水槽)?有一次,她爲了這事兒嘮叨個沒完,最後,我完全是爲了泄憤,把垃圾桶放到地板中央,那樣肯定會把她絆倒。
“現在,你這頭母牛,”我說,“你自己搬去吧。”
可憐的老女人,垃圾桶太重了,她搬不動。於是她一屁股坐下,把頭埋在桌上開始嚎啕大哭,然後我就嘲笑她。疲勞對人的行爲舉止就是有這樣的影響。
幾天後,廚師不再聊托爾斯泰和她的藝術天分了,除了爲了工作,我都跟她不說話。鮑里斯不跟朱爾斯說話,他們倆也不跟廚師說話。甚至我和鮑里斯之間也沒有說過幾句話。我們早就說好了工作時偶爾對罵不算數;不過有時我們罵得太難聽,沒法不往心裏去,而且這種對罵根本不能算偶爾。朱爾斯越來越懶,還經常偷東西——他說是出於責任感。要是我們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一起偷東西,他會管我們叫‘jaune’——工賊。他有一種古怪惡毒的心理。他帶着自豪的口吻跟我說,他有時會在爲客人端上湯之前,把抹布的髒水擰到湯裏,只是爲了報復資產階級的一員。
廚房更髒了,老鼠也更放肆了,儘管我們捉住了幾隻。環顧那骯髒的房間,生肉放在地上,周圍淨是垃圾,地上到處都是冷卻了的、結了垢的長柄鍋,水槽堵住了,上面蒙了一層油脂。我有時會納悶世界上還有沒有跟我們一樣糟糕的餐館。但他們三個人都說他們到過更髒的地方。朱爾斯看到這些髒東西甚至感到由衷的愉悅。下午沒什麼活幹的時候,他會站在廚房門嘲諷我們工作太認真了:
“你傻呀,幹嘛要洗那盤子?用你褲子擦擦就行了。誰會關心客人啊?他們又不知道什麼情況。什麼叫餐館的工作?你在切雞的時候,把雞掉地上了,你道歉,鞠躬,出去。五分鐘後,你從另外一扇門進來,端着原來的那隻雞。這就是餐館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