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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盡可能簡短地記錄下倫敦的俚語和髒話。這些（略去人盡皆知的那些）是目前倫敦流行的部分黑話：
Gagger：乞丐或以任何形式表演的街頭藝人；moocher：直接乞討而不裝模作樣做生意的人；nobbier：爲乞丐收錢的人；chanter：街頭歌手；clodhopper：街頭舞者；mugfaker：街頭照相的；glimmer：看管汽車的；gee（或jee，發音爲jee）：給廉價貨販子做托兒的，假裝買東西吸引別人也來買；split：偵探；flattie：警察；dideki：吉普賽人；toby：流浪漢。
Drop：給乞丐的錢；funkum：裝在信封裏賣的薰衣草或其他香料；boozer：酒吧；slang：小販的執照；kip：睡覺或過夜的地方；Smoke：倫敦；judy：女人；spike：臨時收容所；lump：臨時收容所；tosheroon：半克朗；deaner：一先令；hog：一先令；sprowsie：六便士；Clods：銅錢；drum：比利茶壺[1]；Shackles：湯；chat：蝨子；Hard-up：菸頭做的煙；stick或cane：盜賊用的撬棍；peter：保險箱；bly：盜賊用的氧乙炔噴燈。
Bawl：吸或吞嚥；knock off：偷竊；skipper：露宿
這些詞中，大約有一半要在大一點的詞典中才能查到。猜一猜這些詞的出處很有意思，儘管有一兩個，比如“funkum”和“tosheroon”，是猜不出來的。“Deaner”很可能來自於“denier”（一種法國舊銀幣）。“Glimmer”（動詞爲“glim”）可能和舊詞“glim”（表示光線）或另一箇舊詞“glim”（表示一瞥）有關，不過這只是一種新詞的組成方式，因爲就目前而言，這種方式不會比汽車（motor-car）一詞的出現更爲久遠。“Gee”是個怪詞，可以想到它來自於“gee”，意爲馬，專指作掩護的假馬。“Screever”的出處很難講。這個詞肯定是出自scribo的，但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英語中沒有類似的詞，也不可能是來自於法語，因爲法國沒有街頭畫家之說。“Judy”和“bawl”是東區用詞，倫敦塔橋以西沒有人說。“Smoke”是流浪漢專用的詞。“Kip”是丹麥語，原來用“doss”這個詞，雖然直到最近纔不用，但已經算是過時的了。
倫敦的俚語和方言似乎變化得相當快。狄更斯和瑟蒂斯[2]筆下的老倫敦音，也就是把v發成w，把w發成v的方式，現在早已絕跡。我們知道的倫敦腔大約出現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第一次是在赫曼·梅爾維爾[3]的《白鯨》中出現，這是一本美國小說），當時這種口音已經變了。現在很少有人會像二十年前那樣，總把“face”說成“fice”，把“nice”說成“nawce”。俚語也隨着口音的變化而變化。比如，二十五或三十年前，“押韻俚語”曾在倫敦風靡一時。“押韻俚語”就是用與該詞押韻的多個詞組合而成的一種俚語，如“hit or miss”（擊中或錯過）表示“kiss”（親吻），“plates of meat”（幾盤肉）表示“feet”（雙腳）等等。這種表達方式極爲盛行，甚至在小說中都有出現，現在卻幾乎絕跡了[4]。也許我上面提到的這些詞在未來二十年也會全部消失。
髒話也變了，或者至少應該說，他們隨着潮流發生改變。例如，二十年前，倫敦的工人階級習慣用“該死的”這個詞，現在則不然，只有小說家在描述他們時還會用。如今，除非受過點教育的，土生土長的倫敦人（蘇格蘭或愛爾蘭人就不一樣了）不會說“該死的”。事實上，這個詞的社會地位已有所上升，不再是爲工人階級所用的髒詞了。目前在倫敦，每個名詞前添加的定語都是“狗日的”。相信在不久後，“狗日的”會和“該死的”一樣，登上大雅之堂，並被另一個詞所取代。
說髒話，特別是英國人說髒話，總的來說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論其本質，說髒話就跟變魔術一樣匪夷所思，更確切地說，這也是在變魔術。但這本身也有矛盾之處，即：我們說髒話的目的是爲了震懾和傷害對方，爲此我們會說一些原本很私密的話，通常與性相關。但奇怪的是，一旦一個詞真的成了髒話，它似乎便失去了原本的意思，也就是說，它失去了讓其成爲髒話的原因。一個詞變成罵人的話，是因爲它表示某種事物，但正是因爲它變成了罵人的話，它便不再指代那個事物。比如“日”這個詞，倫敦人現在已經不用，或者說很少使用這個詞的原始意義了。他們一天到晚把這個詞掛在嘴邊，但它僅僅是句髒話，沒有任何意義。與之相類似的是“雞姦者”，這個詞也正在迅速失去其本來的意思。在法語裏也能找到類似的例子，比如“foutre”（相當於“日”），現在只是一個毫無意義的髒字而已。同樣地，“bougre”（意思爲“傢伙”）這個詞偶爾還能在巴黎聽到，但用這個詞的人，或是說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它原本的意思。我們能得出的規律似乎是：用作髒話的詞有着某種神奇之處，把它們和其他詞區別開來，使得其不能用於日常對話之中。
用來侮辱他人的詞似乎和髒話如出一轍。一個詞成了侮辱他人的話之後，人們會覺得那是因爲它有不好的含義，但實際上，它侮辱性的用法和其本身的意義並無很大關聯。例如：對於倫敦人來說，最惡毒的侮辱是“雜種”，但就其含義而言，根本沒有一點侮辱性。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巴黎，對女人最大的侮辱就是稱她爲“奶牛”，但這個詞可能甚至是個溢美之詞，因爲奶牛是最受人喜愛的動物之一。顯然，一個詞之所以帶有侮辱性，只是因爲它就是用來侮辱人的，和字典裏的含義無關。話語，尤其是罵人話，因公衆的意願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看看一句髒話如何在跨越了國界之後改變其本質會很有趣。在英國，沒有人會反對你把“Jem'en foils”[5]印出來，但在法國你得把它印成“Jem'en f—”。再舉個例子，“barnshoot”這個詞，它是印度語“bahinchut”[6]的訛化，那個詞在印度是個極其惡毒且不可饒恕的侮辱性用詞，但在英國只是句玩笑話而已。我甚至在一本學校的教科書上看到過這個詞，是在阿里斯托芬[7]的一部戲劇裏，註釋者提到這是一位波斯大使的亂語，並對其進行了解釋。看來這位註釋者知道這詞的意思，但因爲是個外來詞，已經失去了原本作爲髒話的本性，所以能印出來。
關於在倫敦說髒話，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是，男人通常不會在女人面前罵人，在巴黎可不一樣。一個巴黎男工可能會盡量不在女人面前爆粗口，但他對此根本無所謂，女人們罵得也很隨便。在這方面，倫敦人更有禮貌，或者說更拘謹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