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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你的邏輯，你必是這麼想：你情感屢變，我仍然愛着你，若你一心愛我，我們的愛情將多麼美妙。但是像你這麼遣詞造句不可取。你說你會忠於愛情，即足以傳情達意。身爲純正法蘭西語言的捍衛者，我不能容忍你這麼寫。
普魯斯特寫道：“我向你保證，夫人，我不是在嘲笑您的朋友，”話雖如此，他既挖苦得興起，自然下筆不能自休。“我知道他是多麼有才，又是如何淵博。問題出在‘教條’二字上。此人事事均持懷疑態度，對語法的規矩倒堅信不疑。可是天哪，斯特勞斯夫人，哪有什麼金科玉律？就連語法也沒有！……只要打上了我們個人的印記，狀寫出我們的選擇，我們的喜好，我們的彷徨，我們的慾望乃至我們的弱點，那便是好文章。”
個人的印記不僅令作品更具美感，而且顯得更真實。如果你事實上不過是《巴黎評論》的一個編輯，卻老試着用夏多布里昂或雨果的腔調說話，那隻能說明你對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亦即你路易·岡德拉所以爲路易·岡德拉的獨到之處，並不留意，倒頗似鸚鵡學舌，一心把自己弄得像巴黎中產階級淑女的阿爾貝蒂娜，明明可以是個有自己特點的姑娘，卻開口“您真是沒見識”，閉口“沒工夫陪您燒錢”，全然丟了自己的個性，硬是把自己填進死板矯情的社會模子裏。如果確如普魯斯特所言，我們必得創造出自己的語言，那恰恰是因爲，惟有在創造中我們纔可從陳詞濫調的包圍裏脫穎而出，獲得新的空間，這要求我們淡看禮儀之類，如此才能更好地表現出自己獨特的氣質。
在私人生活的領域內，語言的個人印記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們對某人知之越深，便越覺其通用名似不敷用，總想給他另立新名，這纔可見出我們對他的瞭解不同一般。普魯斯特出生證上的名字是瓦倫丁·路易·喬治·尤金·馬塞爾·普魯斯特，這名字長得叫人受不了，他周圍的人都覺着還是徑呼作馬塞爾之類來得好些。在母親那兒，他是“我黃色的小寶貝”、“我的小金絲雀”、“我的小傻瓜”、“我的小淘氣”；又叫“我可憐的狼兒”、“可憐的小狼崽”，或“小狼崽”（馬塞爾的弟弟羅貝爾她則喚作“我的另一隻小狼崽”，以示長幼之別）。在友人雷納爾多·哈恩那裏，普魯斯特是“布昂徹”（他則呼雷納爾多“班尼布斯”）；在另一朋友安通納·畢拜斯克那裏，他則成了“勒克阿姆”，當其太過親熱時，又呼他“馬屁精”，或是隱晦地叫作“土星人”。在家裏，普魯斯特讓女僕稱他“馬爾索”，他則叫她“普魯普魯”。
若說“馬爾索”、“班尼布斯”、“黃色的小寶貝”之類的稱呼顯示出構築新名可傳達彼此關係中新的一面，那普魯斯特之名屢被張冠李戴，與相似之名相混，則恰可見出另一種不妙的情形，即人們不願費神爲了記住人之各各不同而擴展自己的語彙。那些對普魯斯特知之甚少的人當然沒有私下給他另立新名之好，不僅如此，他們還屢將普魯斯特錯當作當時名氣遠在他之上的另一作家馬塞爾·普沃斯特，叫人好不沮喪。1912年，普魯斯特還特別提到此事：“我真是無名鼠輩。難得有讀者讀了我在《費加羅報》上的文章後給我寫信，收信人的名字寫的卻是馬塞爾·普沃斯特，對這些讀者而言，我的名字似乎只能是個印刷錯誤。”
用同一字眼描述全然不同的兩個對象（《追憶逝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和《半個處女》的作者普沃斯特）暗示了人們對真實的世界殊相的漫不經心，人們總是以爲現成的表達即足以將其道盡。見大雨只知說“大雨如注”的人必是對大雨之千姿萬態毫不留心，將凡P字開頭、結以T的作家盡以爲馬塞爾·普沃斯特的人，則必是對文字風格之各各不同全無會心。
是故若說使用陳詞濫調大成問題，那恰是因爲世上種種，舉凡下雨、月亮、豔陽、情感等千差萬別，遠非老套的表達所能窮形盡相，老套的表達總是與我們的期待相去甚遠。
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倒是言談舉止各不相同，決無定型的模式。且舉一例：照通常的觀念，圍着家人打轉的老姨媽總是耽於家人過好日子的種種白日夢。普魯斯特筆下的萊奧妮姑媽則與之不同，她雖深愛家人，卻喜想象他們處於悲苦之境，而此種想象還能給她某種快感。她躺在牀上，整日嘮叨她一身是病，如此度日乏味之極，她巴不得有些刺激，即令來些可怕的事也比死水一潭爲好。她想象的最刺激之事是家中失火，房屋燒作白地，全家人無一倖免，但她自己倒能不慌不忙，從容逃離火海。多年後她還對家人的遭難傷心不已，雖是舉步維艱，她卻還強扶病體，親往主持悼念葬禮，雖當大難卻有勇氣直面，衰年之人卻堅強無比，令全村人皆爲之感嘆不已。
萊奧妮姑媽顯然寧可於想象中飽受痛苦折磨，也不會承認她的想入非非頗有快意——此種心理其實並不罕見，只是很少被深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