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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黛爾給大家分配了座位：我坐在尼諾旁邊，在塔蘭塔諾對面，她坐在塔蘭塔諾旁邊，尼諾對面。我們點了餐，這時候，我們的話題轉到了那個戴眼鏡的男人身上，他是一位意大利文學教授——我現在明白了——他長期給《晚郵報》撰稿，他是天主教民主黨的人。無論是阿黛爾還是她的朋友，他們現在都徹底放開了，不像在書店裏那樣剋制自己，他們暢所欲言。他們說了那個人的很多壞話，然後大力讚揚了尼諾，說他做得好，就是應該擠兌那個老頭。尤其讓他們覺得愉快的是那老頭離開大廳時，尼諾對他說的話，那是他們都聽到，但我沒聽到的話。他們每個字都記得，尼諾笑着說他不記得了。但後來那些話被複述出來了，也可能是當場改編的，大概是這麼說的：您呢？爲了捍衛權威，還有權威的言論，您甚至可以把民主擱置到一邊。從那時候起，只有他們三個人在說話，談得非常熱鬧。他們說到了間諜、希臘問題、祕密審判和酷刑、越南問題，還有意大利、歐洲甚至是全世界的學生運動的不成熟性，還提到艾羅塔教授在《橋報》上面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談論的是大學裏的教學和研究條件。尼諾說，他認同艾羅塔教授說的每個字。
“我會告訴我女兒馬麗婭羅莎，說您喜歡那篇文章，”阿黛爾說，“她覺得那篇文章寫得很糟糕。”
“馬麗婭羅莎只熱衷於這個世界不能給予她的東西。”
“說得太對了，她就是這樣。”
我一點兒也不瞭解我未來公公的那篇文章，這讓我很不自在，我在一旁默默地聽着。在這之前，我先是要應付考試，然後是畢業論文，最後是那本匆忙出版的書，這些讓我投入了大部分時間。對於這個世界在發生的事情，我只是瞭解了表面，我基本沒有關注過學生運動、遊行、衝突、受傷的人、被捕的人，還有流血事件。我已經離開大學了，關於大學裏的情況，我只能通過彼得羅的抱怨得以瞭解，他在信中是這樣描述學生運動的：“比薩發生的蠢事兒”。結果是，周圍發生了很多事情，和我共餐的這些人對這些事都非常瞭解，尤其是尼諾，而我卻不是很清楚。我坐在他旁邊，聽他說話，我們胳膊碰着胳膊，雖然只是隔着衣服的接觸，但仍然讓我很激動。他還是保留了對數字的熱愛，他列舉出了學校裏註冊的學生人數——簡直太多了，還有學校校舍的真實容量，以及那些“權貴”的工作時間，那些人不是致力於教書、做研究，而是坐在議會里，要麼給管理機構當顧問，要麼是給私人企業當顧問。阿黛爾在那裏聽着，她的朋友也聽着，時不時會插句話，他們提到一些我從來沒聽說過的人名。我感覺自己被排除在外。慶祝我的書出版，已經不是他們考慮的事兒了，我未來的婆婆似乎已經忘記了她提到的驚喜。我小聲說，我離開一下，阿黛爾漫不經心地做了一個手勢，尼諾還是熱情洋溢地在說話。塔蘭塔諾應該覺察到我有些煩了，他很小聲地激勵我說：
“那您趕緊回來，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我沒有什麼看法。”我帶着一個蒼白的微笑說。
這次他微笑了，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