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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而且懶得問
我是什麼,做人應當怎樣,
我站在船上,它把我帶向
前方,前方,在星光照耀的海上。
——馬修·阿諾德《自立》,1854
他從利物浦乘船出發,旅途並不愉快。他因暈船而頻繁嘔吐;不暈的時候,他大部分時間都在思忖,自己爲什麼要乘船到世界的原始的那一邊去。也許正因爲它是原始的他才應該去。原先他想象波士頓只不過是一大堆可憐的小木屋,然而,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他到達波士頓,看到的卻是一座城市,到處都是古色古香的磚房和白色的木製尖頂,還有一座特別雄偉金碧輝煌的大廈,這一切都使他心裏高興,因爲他沒做錯。而且波士頓還表裏如一。正如他對費城朋友頗有好感一樣,他對波士頓社會的親切和坦率也很喜歡。他未必受到什麼盛宴款待,但是在他到達後的一星期內,由於他隨身帶了兩三封介紹信,有好幾戶人家公開邀請他去作客。他被邀請前往文人學者的集會場所,還居然和一位參議員握了手。他還握過一位更加了不起的人物的手,那手像佈滿皺紋的爪子,這位老人就是納撒尼爾·洛奇,雖然健談卻不那麼盛氣凌人。洛奇小時候曾在比肯街他保姆的房間裏聽到過邦克山上的炮聲。還有一位更偉大的人物,查爾斯沒能和他見面。假如你有機會進入坎布里奇①洛威爾②的圈子,你會覺得不大有興趣與這位偉大人物交談。他正在考慮做出一個目的和意向恰恰與查爾斯相反的決定,猶如一艘逆流而上的航船,正努力停泊下來補充物資,準備作迂迴的穿過子午線的航行,駛往比較富庶但已被淤塞的拉伊港(不過我是絕對不可模仿他的)。
儘管他規規矩矩地對有自由搖籃之稱的法納爾大廳表示了敬意,但他還是遇到了一些敵意,因爲英國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還沒有得到原諒,而且當時還存在着與山姆大叔的刻板成見一樣極其簡單化的約翰牛的刻板成見。可是用這一刻板成見來套查爾斯顯然很不合適,因爲他公開宣佈,他對美國獨立戰爭的正義性十分理解,他稱讚波士頓是美國的學術中心,是廢奴運動中心,還有其他許多中心。美國人拿波士頓茶黨抗稅暴動事件和穿紅制服的英國兵嘲弄他,他以微笑的冷靜泰然處之,並且十分小心不表現出屈尊俯就的神態。
我認爲最讓他開心的事情有兩件。一件是怡人的嶄新自然環境: 新的植物,新的樹木,新的鳥。有一次他過河去訪問哈佛大學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新化石;另一件則是美國人本身。起初他也許注意到了美國人對幽默的細微之處缺乏理解力。有一兩次他有意說些幽默的話,對方只理解字面意義,場面尷尬,他不得不自己圓場。但是也有補償的時候……坦率,直截了當,大方好客伴以可愛的好奇: 也許是一種天真,經歷過歐洲有所粉飾的文化之後,你會覺得他們的面孔更開朗更富青春活力,而且你很快就會發現,女人的面孔表現得尤其明顯。美國年輕女人的言談比歐洲的同時代婦女大方得多,大西洋彼岸的解放運動已經走過了二十年的歷程。查爾斯發現她們近乎放肆的大方很有魅力。
魅力還得有人會欣賞。就社會對女性的鑑賞力而言,波士頓無論如何仍然比不上倫敦。他本來也許會很快墜入愛河,但是無論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忘不了弗里曼先生逼他簽字的那一份可怕文件。它把他與每一個他所看見的純真姑娘的面孔隔離開。只有一張面孔能寬恕它,驅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