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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隨着一個個漫長冬天的悄悄離去，城市變得更加頹敗、貧困和不幸。原市長講到過去那些留下了美好記憶的冬天；講到來演希臘戲劇的那些臉上撲着粉、半裸的演員們；接着又把話題轉到了40年代末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年輕人在人民之家上演過的一個革命劇本。他說:“這個劇本講了一個黑袍年輕女子的覺醒，最後她摘掉頭巾，在舞臺上燒掉了黑袍。”40年代末，據說在卡爾斯他們四處尋找一件黑袍卻根本找不到，最後打電話從埃爾祖魯姆找來了一件。穆扎菲爾先生補充說:“現在卡爾斯大街上到處都有穿黑袍的，披蓋頭的，戴包頭巾的。因爲戴在她們頭上的是伊斯蘭政治力量的標誌，是一面面旗幟，所以不讓她們進課堂，她們就自殺。”
在卡爾斯遇到伊斯蘭政治力量崛起和戴包頭巾女子這樣的問題，卡內心中總會產生一些疑問，可總是欲言又止。比如，他沒有深究：既然40年代的卡爾斯找不到一個穿黑袍的女人，那些狂熱的年輕人演這樣一個反對穿黑袍的戲又有什麼意義?一整天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並沒有仔細觀察那些戴包頭巾或穿袍子的婦女們，因爲回國後這一星期裏，他還沒有學會像主張世俗主義的知識分子那樣通過密切觀察街上戴包頭巾的婦女就能得出些個政治結論，也還沒有養成這樣的習慣。另外，從童年起他就根本不注意街上那些戴包頭巾、穿袍子的婦女。卡度過童年的地方是伊斯坦布爾比較西化的地區，出現在這裏戴包頭巾的婦女要麼是從郊區來的賣葡萄的婦女，要麼就是牛奶小販的妻子，要麼就是來自社會下層的別的什麼人。
卡住的卡爾帕拉斯旅館以前的主人都有誰，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也聽說過很多說法：因罪責較輕沒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而被流放到這裏來的一個崇拜西方的大學教授，做水牛生意的一個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的孤兒們……不管第一個主人到底是誰，這座已有一百一十年曆史的建築與同期的建築一樣，一種叫“派契”的俄式取暖爐被置於牆內，可同時向四個房間供暖。但在共和國時期，土耳其人不會用這種俄式取暖爐，把這座樓改爲旅館的第一個土耳其主人，在進樓處放了一個巨大的銅爐，再後來，每個房間就都裝了暖氣片。
卡穿着大衣躺在牀上正陷入幻想的時候，有人敲門，他起身開了門。來人是每天坐在火爐前看電視度日的服務員賈維特，給卡鑰匙時他忘了件事。
“剛纔我忘說了,《邊境城市報》的塞爾達爾先生正等着您呢，要您快去。”
他們一起來到大廳。卡正準備往外走的時候突然停下了：伊珂從服務檯邊的那個門進來了，她比卡想像的還要漂亮。卡立刻想起了大學時這個女人的美貌。他有些慌亂。是的，當然，她是如此美麗。他們像兩個伊斯坦布爾的布爾喬亞，先握握手，稍稍猶豫了一下，然後把頭向前伸出，身體保持一定的距離，擁抱，親吻臉頰。
“我知道你要來。”伊珂稍向後退了退，用一種讓卡感到驚訝的坦誠說道:“塔耐爾打電話跟我說了。”她直盯着卡的眼睛。
“我是爲選舉和自殺女子的事情而來的。”
“你準備待多長時間?”伊珂說,“亞細亞旅館旁有個新人生糕餅店。現在我正忙我父親的事。一點半我們在那裏見面聊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