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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不是在伊斯坦布爾——比如說是在貝尤魯——而是在卡爾斯發生了，這使卡感到有點奇怪。他弄不清自己的慌亂有多少是因爲伊珂的美貌。在雪中走了一會兒以後，卡想，還好買了這件大衣。
去報社的路上，他的心毫無疑問地道出了他的大腦絕對不會承認的兩個事實：第一，卡從法蘭克福來到伊斯坦布爾一方面爲參加母親的葬禮，另一方面是單獨生活了十二年後想找一個合適的土耳其姑娘結婚；第二，卡從伊斯坦布爾來到卡爾斯是因爲他暗自認爲這個姑娘就應該是伊珂。
如果這第二個想法出自哪位敏感的好朋友的話，卡可能永遠都不會原諒他的冒失，但又因爲別人說的是事實，他又可能終生都會在羞愧中自責。這世上有些人認爲，如果沒有別人爲自己的幸福忙這忙那的話，就是最大的幸福，卡就是這樣一個衛道者。另外，爲結婚找一個自己並不太瞭解的人，這也根本不符合一個西化了的知識分子的性格。儘管這樣，去報社的路上，他並沒感到什麼不安。因爲和伊珂的初次相遇，比他從伊斯坦布爾來時坐在長途車上自己潛意識中想像的要好。
《邊境城市報》報社與卡住的旅館中間隔了一條街，在法伊克貝依街，辦公室和印刷室所佔的地方也只不過比卡住的那個旅館房間稍大一點。一面木板牆把房間分成了兩部分，木板牆上掛着阿塔圖爾克的肖像、日曆、名片和請柬的樣本、來過卡爾斯的大人物和知名人士同塞爾達爾先生的合影、鑲在鏡框裏的四十年前的第一份報紙。木板牆另一邊，電動印刷機開動着，踏板搖搖晃晃，傳來悅耳的聲音，這個印刷機是一百一十年前由萊比錫的鮑曼公司製造的，在漢堡服役了二十多年後，在土耳其第二次立憲的新聞自由時期被賣到了伊斯坦布爾，在那裏又服役了四十五年，在要被扔進垃圾堆的時候，1955年塞爾達爾先生的父親用火車把它運到了卡爾斯。塞爾達爾先生二十二歲的大兒子，用蘸了唾液的右手手指往機子裏放白紙，左手熟練地整理印好了的報紙（印刷機的收集筐在十一年前兄弟倆打鬧時被弄壞了），在這期間他還能不失時機地和卡打個招呼。小兒子和他哥一樣，長得不像父親，一見他，卡的眼前立刻浮現出他母親的樣子，細長眼，白白的臉蛋，矮小的身材，胖胖的。他坐在一個被油泥染得烏黑的櫃子前，櫃子有上百個小抽屜，每個抽屜又裝着大大小小的鉛字母、模子和壓印版，他正爲三天後的報紙手工排廣告，他的耐心和專注可以與那些超凡脫俗的書法家們相媲美。
“您看到了吧，東部安納多魯地區新聞業是在何種條件下掙扎着。”塞爾達爾先生說。
這時停電了。印刷機也停了下來，房間沉浸在了一片神祕的漆黑之中，卡看到了外面落雪悽美的白色。
“印了多少份了?”塞爾達爾先生問道。他點亮了蠟燭，讓卡坐到前面辦公室的椅子上。
“一百六十份了，爸爸。”
“來電以後印夠三百四十份，今天有遠道而來的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