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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境城市報》在卡爾斯只有一個地方能買到:民族劇院對面,每天有二十來人來買;但正如塞爾達爾先生驕傲地說的那樣,算上訂購的,報紙銷售量能達到三百二十份。其中二百份由政府機關訂購,塞爾達爾先生時不時必須吹捧吹捧他們的政績。剩下的八十份由那些雖然離開卡爾斯在伊斯坦布爾定居、卻仍然和這裏有聯繫的人們訂購,這些人可都是些“重要而且守信用”的人物,他們的話在政府裏都有一定的分量。
電來了,卡看到塞爾達爾先生的額頭上因爲生氣而青筋直冒。
“您和我們分手以後,見了一些不該見的人,從他們那兒得到了一些關於這個城市的錯誤信息。”塞爾達爾先生說。
“您怎麼知道我去了哪裏?”卡問道。
“警察當然會跟蹤您。”這位報業人士說。“我們因爲工作原因,有時也通過無線電設備聽警察們的通話。我們報紙新聞的百分之九十是由市政府和警察局提供的。安全部門很清楚,您向每個人都問這樣的問題:卡爾斯爲什麼這麼落後和貧困;年輕女子們爲什麼要自殺。”
關於卡爾斯爲什麼這麼落後這個問題,卡聽到了很多解釋:冷戰時期和蘇聯的貿易額減少了;海關口岸也關閉了;70年代共產黨游擊隊控制了整個城市,富人們遭到恐嚇和劫持;稍有些積蓄的人或者移居到伊斯坦布爾或者去了安卡拉;安拉和政府忘記了卡爾斯;土耳其和亞美尼亞之間沒完沒了的爭端……
“我決定還是把事實真相跟您說了吧。”塞爾達爾先生說。
機智和樂觀告別卡已經很多年了,但他現在立刻明白了這個問題裏有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德國一直困擾自己的其實也就是這個問題,但卡總是迴避問題的陰暗面。現在卡心中有着對幸福的憧憬,所以他能夠接受這個事實。
“過去我們這裏大家都是一家人。”塞爾達爾先生說,像是在道出什麼祕密似的。“但近些年來,人們開始自稱阿塞拜疆人、庫爾德人、泰雷凱梅人。當然,這裏有不同的民族。泰雷凱梅人,也叫黑帕帕克人,和阿塞拜疆人同屬一家。庫爾德人,我們認爲是一個部族,以前根本就不懂什麼庫爾德民族主義。奧斯曼帝國時期遺留在這裏的本地居民,也從不驕傲地稱‘我是本地人’。這裏還有土庫曼人、波索夫人、沙皇時代被流放到這裏的德國人,什麼人都有,但大家都不以自己屬於什麼民族爲傲。這種所謂的民族自豪感是那些在埃裏溫和巴庫的電臺散佈的,他們想讓土耳其四分五裂。現在大家都越來越窮,民族自豪感卻越來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