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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達爾先生看到卡聽得認真又換了個話題。“宗教分子們挨家挨戶地轉,成羣結隊地到你家裏來做客,給婦女們帶去廚具、鍋、榨汁機、一盒盒香皂、一袋袋洗衣粉和麥子,在貧困的街區他們馬上得到了好感,女人和女人之間建立起了一種親近感;他們用別針在小孩的肩頭別上金色的布帶。他們到處宣傳,把你們的票投給真主的黨——繁榮黨;他們說,現在我們面臨的貧困和不幸都是因爲偏離了真主的道路。男宗教徒給男人們,女宗教徒給女人們作宣傳。他們得到了那些遭受挫折、憤怒的失業者們的支持,得到了那些整日等米下鍋、爲喫飯而發愁的失業者妻子們的支持,然後他們許諾,只要投他們的票以後還會得到新的禮物。他們贏得的不只是那些毫無尊嚴的最貧困的人和失業者們的尊敬,也有那些每日只以一碗熱湯充飢的大學生、工人、甚至小販們的敬意,因爲這些人更勤勞、更正直、更謙虛。”
《邊境城市報》的主人告訴卡,被刺的原市長觸犯衆怒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想取消“不現代”的四輪馬車(這個計劃只不過因他遇刺而半途而廢了),實際上是他的受賄和營私舞弊。可是,無論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主張共和主義的政黨,卻因爲家族血仇、種族歧視、民族主義等原因而分裂,他們之間還進行毀滅性的競爭,以至於無法推出一個強有力的市長候選人。“只有一位候選人的人品值得信賴,他屬於真主的黨,就是你住的那家旅館的主人吐爾古特先生的女兒伊珂女士的前夫穆赫塔爾先生。這人有些沒腦子,但他卻是庫爾德人。庫爾德人在這裏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這次選舉獲勝的將是真主的黨。”
雪下得更緊了,這使卡再次產生了一種孤獨感,與此同時還有一種恐懼,他害怕伊斯坦布爾那個他成長的環境就要消失,害怕土耳其西化的生活也將不復存在。在伊斯坦布爾的時候,他看到童年時代的那些街道已經毀壞,世紀初遺留下來的古老而又雅緻的樓房也坍塌了,童年時代的樹也因乾枯而被砍掉,影院十年前就關閉了,改建成了一排排又窄又暗的服裝店鋪。這不僅意味着童年所有的一切都一去不復返,也意味着卡重回伊斯坦布爾生活的幻想破滅了。卡還想到,如果宗教極端分子在土耳其掌權,妹妹以後不戴頭巾就不能出門了。卡望着《邊境城市報》的霓虹燈下彷彿童話故事裏一般的大片大片的雪花慢慢飄落,幻想着和伊珂一起回到法蘭克福,幻想着他們一起在卡夫霍夫賣女鞋的二樓購物。卡就是在那裏買了現在緊裹在身上的這件灰色大衣。
“這就是想把土耳其的一切都變得和伊朗一樣的國際伊斯蘭運動的一部分……”
“自殺的年輕女子們也是因爲這嗎?”卡問道。
“可惜,據我們所知她們很多人是受騙了,但是我們害怕引起更強烈的反應,引起更多的自殺,出於責任我們沒有把事實寫出來。有人說著名的伊斯蘭恐怖分子‘神藍’就在我們這座城市,而他來這兒的目的就是要給戴包頭巾的和想要自殺的女子出主意。”
“伊斯蘭教徒不是反對自殺嗎?”
塞爾達爾先生沒有回答。印刷機停了,屋裏陷入一片沉寂,卡欣賞着外面令人難以置信的落雪,想到一會兒要和伊珂見面,他越來越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也爲卡爾斯的問題而苦惱着。但現在,卡只想着伊珂,想做好準備和她在糕餅店見面,因爲現在已經一點二十了。
塞爾達爾先生大塊頭的大兒子,把新印好的報紙的第一頁像特意準備好的禮物一樣,攤開在卡的面前。多年來卡養成了在文學雜誌上找自己名字的習慣,很快,他就在報紙的邊角上發現了一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