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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在伊斯坦布爾沒能見到法赫爾。
“有段時間我非常想讓法赫爾認同我的詩，”穆赫塔爾說。“但他認爲像我這樣的一些詩人不是致力於純粹意義上的詩，而是致力於民歌民謠這種‘地方美學’，因而很是瞧不起我們。這麼多年過去了，發生了軍事政變，大家進了監獄又出來了，我也和大家一樣從一處到另一處，像無所事事的人似的飄移不定。那些我當作榜樣來學習的人變了，那些我想讓他們認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詩中，我所追求的都沒能實現。相對於在伊斯坦布爾過那種痛苦、不安和貧窮的日子，我選擇了返回卡爾斯，繼承了我曾引以爲恥的父親的店鋪。所有這些並沒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這裏的人，就像法赫爾對我的詩那樣，見到這些人就讓我倒胃口。卡爾斯這個城市也好，這裏的人們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實的。這裏的人們要麼對死亡充滿好奇，要麼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實在是無處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歷史之外，被文明拋棄了。文明距我是那麼遙遠，我簡直無法追趕上它。我想有個孩子，讓他做我想做卻沒能做到的事，讓他不受到任何壓力，有朝一日成爲一個西化的、現代的和有獨立人格的人，但真主連這都沒有賜給我。”
穆赫塔爾時不時似乎因爲那來自內心的光明而面帶微笑地自嘲着，卡很喜歡看到他這個樣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爲了不和我美麗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纔回家。那是一個連飛鳥都會被凍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後一個從綠園酒館出來，朝家裏走去。那時我和伊珂住在奧爾都大街。雖說是不到十分鐘的路，但在卡爾斯來說算是遠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沒走幾步路我就找不着家了。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寒夜裏，卡爾斯完全就像是一個被拋棄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門，這些屋子要麼是八十多年來沒人居住的亞美尼亞人的，要麼裏面的人躲在一層層被子下，像冬眠的動物一樣，不想離開他們藏身的那個窩。”
“我突然喜歡起這座城市被拋棄而空無一人的這種樣子了。因爲酒精和寒冷，一種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開來。我也暗下決心拋棄這種生活，剛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樹下的冰冷人行道上，開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來臨。天那麼冷，喝醉酒後被凍死也就是三五分鐘的事情。當溫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裏延伸開來的時候，我的眼前出現了那個我怎麼也無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兒，已經長大了，繫着領帶；他的樣子不像我們繫着領帶的那些公務員們，而是像歐洲人那樣。他正準備跟我說些什麼的時候，突然停了下來，吻了一個老人的手。那個老人身上散發着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時，在我躺着的地方有一束光射進我的眼睛，喚醒了我。帶着悔恨，帶着希望，我站了起來。我看到不遠處有扇敞亮的門，有人進進出出。我聽從來自內心的聲音，跟在了這些人後面。他們扶着我，把我攙進了這個明亮、溫暖的屋子裏。這裏的人們不像一般卡爾斯人那樣對生活喪失了希望，也不像他們那樣麻木；這裏的人們是幸福的，他們也是卡爾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還認識。聽說庫爾德教長薩德亭老爺有一個祕密佈道的地方，我明白了這所房子就是他的祕密寺院。我聽說，在一些公務員和日漸增多的富有追隨者的邀請下，教長從山上的村莊來到了卡爾斯，吸引那些貧窮、失業和不幸的卡爾斯人蔘加他在寺院裏的宗教儀式，可是我以爲警察不會允許這種針對共和國的敵對行動，所以我也就沒怎麼在意。現在，我眼含着淚水登上樓梯去教長那裏尋求幫助。多年來我一直暗暗懼怕的、在我作爲無神論者那些年裏認爲是軟弱和落後表現的事情發生了：我回歸了伊斯蘭教。其實我一直對這位落後保守的教長心有畏懼，他就像漫畫裏畫的那樣留着絡腮鬍子，穿着長袍。當我自願走上樓梯的時候，我竟號啕大哭了起來。教長是個好人。他問我爲什麼哭。當然，我不會說:‘我哭是因爲自己竟與落後的教長和他的追隨者們同流合污了。’另外，我爲從自己嘴裏散發出濃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說我的鑰匙丟了。我腦子裏突然想到我的鑰匙串應該是掉在了我躺着等死的那個地方。他身邊的那些喜歡諂媚的追隨者們立刻指出鑰匙象徵着什麼，而教長卻派他們去街上找我的鑰匙了。當只剩下我們倆的時候，他溫和地對我微笑。我內心平靜了下來，因爲我知道，他就是剛纔我在夢中見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
“他似乎就是我心目中的聖徒，面對他，我心中湧起了一股衝動，我吻了他的手。他做了件令我非常喫驚的事。他同樣也吻了我的手。多年沒有感受到的一種平靜在我心中鋪撒開來。我頓時覺得同他可以無話不談，可以告訴他我的一切。儘管我過去在毫無信仰的那些年裏深知真主的存在，但他卻可以指點我走上信仰至高至大的真主的正途。這在當時就令我感到幸福無比。他找到了我的鑰匙。那天夜裏我回家睡了個好覺。第二天一早我爲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隱約記得所發生的事，但我不想去回憶。我暗自發誓再也不去那寺院了。我老擔心在什麼地方會碰見那晚在寺院見到我的那些教長的追隨者們，鬱悶極了。但一天夜裏，從綠園酒館回家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我又去了那個地方。儘管白天時，我後悔痛苦，可晚上我還是去了那裏。教長讓我緊挨着他坐，傾聽我的苦惱，用真主之愛填充了我空虛的心。我盡情地哭泣，這使我感到平靜。白天，爲了掩飾這一切，我手裏拿着我所知道的最世俗的報紙《共和國報》，抱怨國家的敵人宗教狂熱分子們到處蔓延，四處詢問阿塔圖爾克思想協會爲什麼不開會。”
“這種雙重生活就這麼一直持續着，直到一天夜裏，伊珂問我:‘是不是另外有女人了?’。我哭着告訴了她一切。她也哭着問我:‘你成宗教分子了嗎?你要讓我包住頭嗎?’我發誓根本不會有這種打算。我覺得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可能是貧窮造成的，我便告訴她說店裏的生意一切正常，儘管經常停電，但新型的阿爾切利克電烤爐賣得還不錯，讓她安心。實際上能在家做禮拜讓我很高興。我從書店買了本禮拜指南。我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
“當我平靜下來之後，一天夜裏，憑着突發的靈感我寫了首長詩，講述了這所有的痛苦、羞愧，講述了心中不斷昇華的對真主的敬愛、寧靜，講述了我第一次登上教長那通向幸福的樓梯以及鑰匙的真實含義和比喻含義。簡直完美無缺。我發誓，它並不比法赫爾翻譯的最新、最時髦的西方詩歌遜色。我把這首詩隨信一同寄給了他。等了六個月，卻沒能在正排着版的雜誌《阿基留斯之筆》上發表。在等待的這段時間裏，我又寫了三首詩。每隔兩個月我寄出一首。耐心地等了整整一年，一首都沒有發表。”
“那個時期，我的痛苦不是沒有孩子，也不是伊珂對伊斯蘭教教規的抵制，也不是我那些世俗主義和左派朋友們知道我成了宗教分子後對我的鄙視。而實際上像我這樣狂熱地迴歸伊斯蘭教的大有人在，他們對我也並沒有太在意。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寄到伊斯坦布爾的詩杳無音信。每個月初，新一期雜誌出來前，我總是坐臥不寧，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每次都安慰自己我的詩一定會在這個月發表。在這些詩裏我所描述的真實只有西方詩歌裏的真實能與之媲美。我想在土耳其也只有法赫爾可以做到這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