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罕·帕慕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後來有很多傳言，比如有人說他們去了柏林，在布萊希特柏林人演出團以學習戲劇爲名，實際卻接受了恐怖主義教育；還有人說他們靠法國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布爾謝希裏區一家法國人開的“和平”精神病院裏待着，等等。事實上是，他們躲在了馮妲·艾塞爾的畫家母親位於黑海岸邊的家裏。第二年，他們在安塔利亞一個普通酒店裏找到了活幹，當起了“演職人員”。早晨在沙灘上，跟德國雜貨店老闆們和荷蘭遊客們一起玩排球；午後，他們穿上卡拉格茲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間皮影戲中的兩位主人翁）的服裝，說着蹩腳的德語，逗孩子們玩；晚上，他們又成了國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臺表演。馮妲·艾塞爾在以後的十年裏，在那些小鎮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平，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這裏開始的。蘇納伊對這個小丑行當忍受了三個月。有一個瑞典理髮師，總是在舞臺上說一些關於後宮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總想在沙灘上開這種玩笑。一天早晨在沙灘上，在遊客們的衆目睽睽之下，他將那個和馮妲·艾塞爾打情罵俏的理髮師揍了個半死，遊客們都嚇傻了。後來，聽說他們在安塔利亞和周圍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禮和娛樂晚會上做主持人，當舞蹈演員和“戲劇演員”。蘇納伊先是爲狂熱地模仿伊斯坦布爾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雜耍者、三流的喜劇演員們當主持，就婚姻機構、共和國和阿塔圖爾克發表簡短的一段講話，之後是馮妲·艾塞爾的肚皮舞，接下來是兩個人非常嚴肅地從麥克白中挑選一個類似於國王被殺這樣的八到十分鐘的片段進行表演，贏得了不少掌聲。他們後來在安納多魯巡迴演出的劇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這兒形成的。
量完血壓，衛兵拿過對講機，蘇納伊給什麼人下達了命令，然後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張紙條，他厭惡地皺起眉頭:“所有人都在相互出賣。”他說，多年來在安納多魯偏遠的小鎮巡迴演出的時候，他看見這個國家所有的男人都因爲憂鬱而已經麻木了。“他們整天無所事事地在茶館裏坐着。”他說,“每個鎮都有上百人，整個土耳其則有幾十萬、幾百萬失業、失敗、絕望、麻木和可憐的人。他們，我的兄弟們，沒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氣，沒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夾克的紐扣扣上的願望，沒有了動動胳膊和手的力量，沒有了從頭到尾聽完一個故事的注意力，就連聽完笑話後笑的力氣都沒有了。”他還說，他們大部分人因爲不幸而無法入眠；他們喜歡吸菸是因爲這樣可以自殺；大部分人一句話才說了一半，就知道所說的話毫無意義而閉口不言了；看電視不是因爲喜歡哪個節目或是爲了消遣，而是因爲他們無法忍受周圍其他的憂愁；實際上他們想死，但又覺得自己不值得自殺；選舉中爲了得到應得的報應，他們把票投給了最卑鄙的黨的最無恥的候選人；他們寧可選擇言必稱懲罰的軍人政變者，也不選擇不斷空頭許諾的政客。走進房間的馮妲·艾塞爾也說，他們的妻子們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來不該生這麼多的孩子，爲了掙幾個子兒，她們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個什麼地方當傭人、當菸草工人、當織地毯工或者是當病人看護。如果不是這些大聲斥罵着孩子、痛哭着維繫生活的婦女，遍佈安納多魯的、這些看上去沒多大區別的上百萬的男人們，這些穿着骯髒的襯衣、邋遢、無所事事的男人們，會像在冰天雪地的夜裏凍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樣，會像那些出了酒館掉進溝渠裏死掉的醉鬼一樣，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發去買麪包而迷了路的癡呆老大爺們一樣，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然而他們，在“這個可憐的卡爾斯城”，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他們惟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欺壓他們虧欠了一生的、曾經深愛過的妻子。
“在安納多魯，我把自己的十年給了這些不幸的兄弟們，爲的是讓他們從這憂鬱之中走出來，”他毫不自憐地說,“他們多次把我們當成共產主義分子、西方間諜、變態、耶和華的證人、皮條客和娼婦，把我們關進去，折磨我們，毆打我們。他們想奪走我們的尊嚴，諷刺挖苦我們。但是，他們也學會了喜歡我的戲劇和我們劇組帶來的幸福和自由。現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機會的時候，我決不能手軟。”
房間裏進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人又把對講機遞給了蘇納伊。卡從對講機的通話中聽到，蘇卡坡街區的一個棚屋已被包圍，有人從裏面向外開火，屋子裏有一個庫爾德游擊隊員，還有一家人。對講機那邊還有一個正在下達命令的、被稱爲“長官”的軍人。一會兒，這個軍人，不是用一種和革命領導人講話的語氣，而是跟同學說話似的告訴蘇納伊關於某個問題的具體情況，然後問問他的意見。
“在卡爾斯有不到一個旅的兵力，”蘇納伊發現卡在留意他們通話，便說道,“冷戰時，政府爲了防備俄國人的進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薩勒卡莫什。這裏的兵力只不過是在剛開戰時用來拖延俄國人的。現在主要是用來守衛與亞美尼亞交界的邊境。”
蘇納伊告訴卡說，前一天夜裏他和卡從同一輛埃爾祖魯姆來的長途汽車上下來後，在綠園餐館見到了有將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奧斯曼·努裏·喬拉克。是他在庫萊裏軍事高中時的同學。那時他是在庫萊裏惟一一個知道皮蘭德羅、薩特的戲劇作品的人。“他沒能像我一樣因爲不守紀律而被學校開除，可是他也沒有全身心地投入軍事。這樣一來，他就沒能當上參謀。也有人說因爲他個子矮，不會有前途。他脾氣暴躁，性格陰鬱，但我想這不是因爲職業的原因，而是因爲他妻子帶着孩子棄他而去的緣故。因爲孤獨、無所事事和小城裏的流言蜚語，他感到很空虛，當然，製造流言最多的還是他自己。革命後我對地下屠宰場、農業銀行貨款和古蘭經培訓班這些事情進行干預，這些都是在餐館時他先提起來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見到我他很高興，他抱怨孤獨。他抱歉地說自己不得不早點走，又有些自誇地說，那天夜裏他成了卡爾斯的最高長官。旅長帶他妻子去安卡拉看關節炎了，副旅長中校去薩勒卡莫什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市長在埃爾祖魯姆。他集所有大權於一身。雪還沒有停，很顯然，同每個冬天一樣，路還要封閉幾天。我立刻明白了這是我人生的轉機，我又給我的朋友叫來了一杯拉克酒。”
事後，根據安卡拉派來的少校特派員所作的調查，卡剛纔在對講機裏聽到說話的正是蘇納伊軍事高中的同學奧斯曼·努裏·喬拉克——或是像蘇納伊稱呼他的那樣，喬拉克——他先是把這個奇怪的軍事政變當成了一個笑話，一個酒桌上的異想天開，甚至他還開玩笑說大話，說用兩輛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決掉。後來，在蘇納伊的堅持下，爲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會對事情的後果表示滿意，所以他做了這件事情，而並非是出自個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據少校的報告，可惜的是“喬拉克”連這條原則也違背了，他爲了一個女人，襲擊了共和國街區一個信仰阿塔圖爾克主義的牙醫的家。）革命僅用了半個營的兵力來突襲學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動用了四輛卡車，兩輛因缺少配件需謹慎駕駛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沒再動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負責承辦“無名肇事者事件”的“鐵臂”和他的同夥組成的“特別分隊”，實際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經被國家情報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奮的職員們幹完了。在這種特別時期，他們早就對整個卡爾斯瞭如指掌，而且城市裏每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他們的線人。這些人早在政變還在籌劃的時候，就得到了消息，還四處放風說在民族劇院有世俗主義的演出，他們是如此的興奮，還發電報給不在卡爾斯請假在外的同事們，讓他們趕緊回來，不要錯過這場好戲。
這時，從接下來的對講機通話中，卡得知蘇卡坡街區的衝突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先是從對講機裏傳來了三聲槍響，幾秒鐘後，才從積着雪的山谷傳來聲音已減弱了的槍聲，卡覺得對講機裏放大了的聲音更美妙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