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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蘇納伊一起在司令部
蘇納伊看見卡在寫詩,便從堆滿紙張的桌旁站了起來,向卡表示了祝賀,一瘸一拐地湊到跟前。“昨天你在劇院朗誦的那首詩也很現代,”他說。“可惜在我們國家,民衆的欣賞水平還達不到能理解現代藝術的層次。所以,在我的演出中,有大衆能理解的肚皮舞,有守門員烏拉爾的趣聞軼事,其後纔是深入生活本質的最現代的‘生活戲劇’。我寧可選擇和大衆一起創作這種既貧窮又高貴的藝術,也不願意在伊斯坦布爾演出那些由銀行支持但沒有創造力的街頭喜劇。現在,作爲一個朋友,請你告訴我,在警察局和獸醫學院你爲什麼沒有在那些宗教分子中指認罪犯?”
“我沒有認出誰來。”
“當看見你是那麼喜愛那個帶你去見‘神藍’的年輕人時,軍人們也想逮捕你。在這次革命的前夜你從德國回來,學院院長被刺時你也在現場,所有這一切讓他們不得不懷疑你。他們本想對你動刑來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我制止了他們,我做了擔保。”
“非常感謝。”
“可還是沒人能明白你爲什麼要親吻那個帶你去見‘神藍’的年輕人的屍體。”
“我也不知道,”卡說,“他有非常正直和真誠的一面。我原以爲他能活一百歲。”
“讓我給你讀讀你所同情的這個奈吉甫,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奈吉甫吧。”他取出一張紙讀道:奈吉甫去年三月逃學;“快樂”啤酒館因爲在開齋節賣酒玻璃被砸,他也參與其中;他還在繁榮黨的市黨部做過一段時間的雜工,可要麼是因爲他的觀點過於偏激,要麼是他的歇斯底里讓人感到恐懼,(在市黨部的密探不止一個),他們讓他離開了那裏;最近這十八個月中,“神藍”每次來卡爾斯,他都想要接近他所崇拜的“神藍”;國家情報局的工作人員說他寫了一本‘看不懂’的小說,投給了卡爾斯一家發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宗教報紙;因爲那個報紙的專欄作家——一個退休了的藥劑師——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吻了他幾次,他和他的朋友法澤爾曾計劃一起殺死他(他們原本計劃放在謀殺現場的一封表明殺人動機的信在國家情報局檔案中的原件被偷了,可還是記錄在案);不同時期他和同學在阿塔圖爾克大街嬉笑着走過;十月份的某天,他們在經過的一輛便衣警察的車後部做了標記。
“國家情報局在這裏幹得非常出色。”卡說。
“他們在教長薩德亭老爺的家裏裝了竊聽器,知道你去了那裏,在他面前吻了他的手,哭着聲明你也信仰安拉,在那裏,在那些社會下層人面前,你的行爲有失體統,可是他們弄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麼做。這個國家許多左派詩人這麼想,‘哎呀,在他們掌權之前,讓我也做個宗教分子吧。’純粹是出於這種擔心,他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