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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哈利特帕夏大街和卡澤姆卡拉貝奇爾大街的交叉口時,卡幻想着從牆上的洞裏伸出一支槍,把自己一槍打死,自己就倒在白雪皚皚的人行道上。他想像着伊斯坦布爾的報紙會寫些什麼。爲了不把事情弄大,爲了掩蓋自己的責任,市政府和地方情報機關很可能會把這件事隱瞞起來。伊斯坦布爾的報紙也不會注意到他是個詩人,不一定把這件事給登出來。他的那些詩人朋友和《共和國報》的編輯們日後也許會把這件事給揭露出來,但這樣一來,他的死訊可能會被塞到沒人看的藝術版裏,而即將發表的一篇評論他的詩作的文章也會變得無足輕重(誰會寫這篇文章呢?法希爾還是奧爾罕?)。要是真有漢斯·漢森這個德國記者,而且卡也認識他的話,《法蘭克福評論報》也許會登出這條新聞,除此之外,不會再有其他的西方報紙理睬這檔子事了。爲了安慰一下自己,卡想自己的詩也許會被譯成德語登在雜誌上,但他非常清楚,自己要是因爲《邊境城市報》上的這篇文章被殺死的話,那完全是白死。卡很害怕,他怕死,但更多的是害怕在這個時候死,因爲他和伊珂在法蘭克福的幸福生活已經出現了希望的曙光。
卡的眼前湧現出了近年來被伊斯蘭分子槍殺的一些作家的身影:改信無神論、試圖指出《古蘭經》裏矛盾之處的一個說教者(他們從他的身後朝他的腦袋開了一槍);寫專欄文章諷刺那些戴頭巾和麪紗的婦女,把她們說成是“步行蟲”的主編(一個早上,他和他的司機一起被人用機關槍打死);指出土耳其的伊斯蘭運動與伊朗有關的專欄作家(發動汽車的時候,連同他的車子一道被炸到了半空中)——即便對他們心存敬愛之意,會爲他們淚滿盈眶——可卡還是覺得他們的激情、他們的憤怒、他們的決心有點天真。對於這些熱情似火的作家或是那些因爲類似的原因在偏遠城市的小衚衕裏遭黑槍的記者,伊斯坦布爾和西方的媒體根本就不感興趣,這讓卡很氣憤,可讓他更爲憤怒的是人們很快就會徹底忘記這些作家。突然間他驚奇地發現,原來躲在角落裏幸福地生活是非常明智的一件事。
卡來到了《邊境城市報》位於法伊克貝依大街的辦公室。在除掉了冰的櫥窗內的一角,他看到明天的報紙就張貼在那兒。他又看了看有關自己的報道,然後走了進去。塞爾達爾先生的大兒子正在用尼龍繩捆着已經印好的報紙。爲了讓他們認出自己,卡脫掉帽子,拍了拍肩膀上的雪。
“我父親不在,”小兒子手拿擦機器的抹布從裏面走出來,說道,“您要喝茶嗎?”
“明天的報紙上關於我的那篇報道是誰寫的?”
“有關於您的報道嗎?”小兒子皺着眉頭問道。
“有啊,”嘴脣同樣很厚的哥哥友好地笑了笑,然後說道,“所有的報道都是我父親今天寫的。”
“要是你們明天早上把這份報紙發出去的話,”卡想了片刻,然後接着說道,“對我來說,情況可能會很糟糕。”
“爲什麼?”大兒子問道。這個小夥子皮膚很光滑,眼神純潔得讓人難以置信。
卡明白了,只要用友好的語氣,像孩子一樣問他們一些簡單的問題,自己就可以從他們嘴裏得到些什麼。就這樣,從這兩個壯小夥這兒,他了解到,到目前爲止,只有穆赫塔爾先生、祖國黨市總部的一個小夥子和每晚都來這兒的已經退休了的文學老師努麗葉女士買了報紙;路要是暢通的話他們早就把報紙裝上車子送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了,現在這些報紙只能和昨天的報紙一起壓在這兒了;他們倆明天早上會在城裏把剩下的報紙散發出去;他們的父親要是願意的話,早上以前可以再出一版新的報紙;他剛剛離開報館,晚上也不會回家喫飯了。於是卡說自己不能等着喝茶了,他拿了一份報紙便走出報館,步入了卡爾斯的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