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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路從加拉塔高塔走下泥濘的斜坡，踩過骯髒的人行道上歪扭的階梯，來到這棟陰冷的房屋。站在地下室裏，我們被一羣扭動掙扎的假人所圍繞，他們似乎焦躁地想做點什麼好抓住生命。晦暗的地窖裏，千百張臉隱藏在陰影中，靈動的眼睛注視着我們或彼此相望。有些坐着，有些在說話，有些忙着喫，有些大笑，有些在禱告，有些則好像透過自己的“存在”來反抗外在世界，而他們的“存在”在那一刻似乎顯得叫人難以承受。顯而易見，這些假人身上蘊含着一股活力，那是在加拉塔橋上的羣衆身上所看不到的，更不用說在貝尤魯或馬赫姆帕夏市場的櫥窗裏。生命力像光線一般，從這羣掙扎扭動、急促喘息的假人的皮膚下滲透出來。心醉神迷之中，我記得自己走向身旁的一尊假人，滿懷敬畏與嚮往。我記得自己伸手觸碰這個生物（一個長輩式的人物，沉浸於自身的憂愁），想感受他，想試圖感覺他的活力，想察知他之所以如此真實的祕訣，想探究他的世界。然而他僵硬的皮膚卻和這個房間一樣冰冷、可怕。
“我父親以前常說，”假人師傅的兒子語帶驕傲地說，“我們最需要留意的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姿勢。”經過一段漫長而勞累的工作後，他和父親會從庫勒迪畢的暗室重回人間，到塔克西姆的“風尚”咖啡館找一張視野好的桌子，坐下來點杯茶，然後開始觀察廣場人羣的“姿勢”。這麼多年來，他的父親始終相信，就算一個國家的生活方式、歷史、科技、文化、藝術和文學會有改變，但是人的姿勢絕不可能變了樣。接着，兒子跟我們形容一位出租車司機點菸時的站姿，解釋一個貝尤魯流氓側身走下街道時，爲什麼他的手臂會弓在身體外側像螃蟹一樣。他指出一位賣烤豆子的小販的學徒，他的下巴和我們每個人一樣咧嘴大笑。他繼續透露，一位手拿購物網袋獨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釋爲什麼我們土耳其人在城市裏總是低頭走路，但到了鄉下就抬頭挺胸。他不厭其煩地指出假人的姿勢，他們的舉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動作之中，是什麼樣的本質構成了“我們”。這些人偶就這麼永恆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賦予生命。更不用說，你也很清楚這些驚人的造物絕對適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來展示。
然而，望着這些假人，這些悲傷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覺到有個東西催促着你回到外頭陽光普照的世界。我該怎麼說?是某種恐懼——驚駭、悽惻、陰暗!當兒子脫口而出：“到最後，我父親停止觀察，甚至連最平凡的動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經猜到了這個可怕的事實。父親與兒子逐漸發現，所有我稱之爲“姿勢”的動作，無論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開瓶塞，所有這些平凡的動作全都變了樣，失去了正統純粹。一開始，從“風尚”咖啡館裏觀察人羣，他們想不通路上的那個男人究竟在模仿誰，畢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從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同胞。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舉手投足、兒子和父親所謂“人類最偉大珍寶”的姿勢，在不知不覺中慢慢變化，消失無蹤，彷彿聽命於某位看不見的“領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從某個不知名的源頭模仿來的動作。過了一些時日，有一天，當父親與兒子開始着手製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時，他們才恍然大悟。“那些該死的電影!”兒子失聲大喊。
那些該死的電影一匣匣從西方運來，在電影院裏每個小時輪番放映，影響了路上的行人，使他們失掉了自己的正統純粹。我們的同胞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拋棄自己的姿勢，開始接納別人的姿勢。我不打算重述師傅兒子的每一句話，他極爲詳細地解釋父親的憤怒，義正詞嚴地指責這些新潮、矯作、荒唐可笑的動作，一筆一畫勾勒出所有精雕細琢的舉止，和扼殺我們原始純真的暴力行爲：鬨堂大笑、推開窗戶、用力摔門；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這些後天習得的做作動作——點頭頷首、禮貌的輕咳、生氣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揚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從電影學來的。他父親根本連看都不想再看到這些不純淨的雜種動作。由於害怕自己“孩子”的純真會受到這些虛假姿勢的污染，他決定不再離開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關進地窖，聲稱已經找出了“隱藏的意義和祕密的本質”。
檢視着班迪師傅在人生最後十五年中創造的傑作，我滿懷恐懼地察覺到，像一個“狼孩”在多年後初次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一樣，我省悟到這含糊的本質可能是什麼：在這一羣望着我、朝我移動的假人之中，在這一羣叔叔嬸嬸、親戚朋友、熟人之中，在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處這片遭到飛蛾蛀蝕的淒涼黑暗中。厚重的鉛灰塵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貝尤魯的流氓、女裁縫、富可敵國的謝福得先生、百科全書編纂者薩勒哈汀先生、消防隊員、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婦）讓我聯想到受苦的神祇，他們失去了純真，也失去了他們在微光中被誇大的威嚴神態；讓我聯想到憂鬱憔悴的懺悔者，他們渴望成爲別人但無法如願；讓我聯想到不幸的邊緣人，他們無法倒上牀鋪縱情歡愛，因而互相殘殺。他們，如同我，如同我們，或許在過去某個遙遠得仿若天堂遺蹟的一天，也曾經湊巧發現了謎底，恍然明白自己朦朧存在的隱祕意義，只不過他們忘記了。我們受失憶所苦，我們卑躬屈膝，但我們仍堅持做我們自己。我們擤鼻涕、抓頭、走樓梯的模樣，我們悲傷與挫敗的表情，這些使我們之所以成爲我們的各種動作，事實上是對我們的懲罰，斥責我們堅持要做自己。班迪師傅的兒子描述父親的信念：“我父親始終相信，總有一天幸福會降臨，人類將不用再模仿別人。”他說話的同時，我腦中卻想像着，這一羣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樣，渴望能快點逃離這座滿是灰塵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氣，在陽光下觀察別人，模仿他們，努力變成另一個人，從此以後和我們一樣生活在幸福快樂中。
此種慾望，我後來得知，並非全然不切實際!一位喜歡用稀奇玩意兒吸引顧客的商店老闆，有一天來工作室買了幾件“產品”，或許是他知道它們很便宜。然而，他買來展示的假人的姿態和動作，與商店櫥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顧客們實在太像了，它們如此平凡，如此真實，如此類似“我們的樣子”，以致人們對它們完全視而不見。於是，商店老闆把它們鋸成一截截，打破了它們的整體性，使得賦予在整體姿勢上的意義也隨之消失。往後的好多年，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腳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櫥窗裏，被用來展示雨傘、手套、長靴和鞋子，呈現在貝尤魯人眼前。
[1]指但丁《神曲》中介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的煉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