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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與人羣相處，周旋於親戚和同事之間的一整天，在一天結束之後半夜上牀就寢前，我來到另一個房間，往舊扶手椅上坐下，雙腳擱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菸。整天下來我所聽見的嘈雜人聲，各種噪音紛擾，全部彙集成一股單一的音調，在我腦中不斷地迴響，彷彿一陣煩人的劇烈頭痛，甚至是一陣酸澀的牙痛。這時，我不能稱之爲“概念”的舊日旋律便開始浮現，像是一段——怎麼說呢——反調，對抗着那段嘈雜的迴響。爲了把我隔絕在鼎沸人聲之外，它指引我一條路，讓我體悟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我的平靜、我的快樂，甚至是我自己的氣味：“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
就是在那個深夜我才明白，我多麼慶幸自己能夠獨居於此，遠離所有的人羣，以及“他們”（星期五講道的阿訇、老師、我姑姑、我父親、政客，所有的人）視爲“生活”的那一團噁心爛泥——他們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們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慶幸能夠漫遊於我自己的夢境花園，而不是跨入他們平淡無味的故事。我甚至憐愛地望着我的可憐雙腿，從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檢視我醜陋的手，夾着香菸，來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雲吐霧的嘴邊。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做我自己!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愛這個身爲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覺，比那個鄉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牆行走，嘴裏重複着同樣字眼的堅忍毅力，還要強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飛馳的火車裏數着窗外電線杆的全神貫注，還要濃稠得多。如此的感覺，轉化成爲一種蘊含憤怒與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圍了我，同時吞沒了眼前這個悲哀的舊房間——籠罩了整個“真實世界”。我並非只是喃喃背誦“我必須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這股力量的驅迫下，帶着怒氣反覆吐出這些字眼。
我必須做自己，我重複念着，我無須去在乎他們，他們的聲音、氣味、慾望、他們的愛與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將成爲他們要我做的人，而我無法忍受他們要我做的那種人。我心想，與其成爲他們要我做的討厭傢伙，我寧可哪種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輕的時候，當我去叔叔嬸嬸家做客時，我變成人們眼中那個人——“幹記者這行，真可惜，不過他很上進，假使繼續這麼努力，說不定有朝一日會成功。”爲了擺脫這個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後，當成年的我再度跨進公寓大樓時——如今我父親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進來——我成爲那個“辛苦多年終於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還有可能擁有別種身份，只能讓這個我不喜歡的傢伙像一層醜陋的皮膚緊貼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發現自己說着這個傢伙的語言，而非我自己的話。晚上回到家後，我會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裏吐出的是我討厭的傢伙的話，像是這些陳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長篇論文中觸及到這個議題”、“在我最新的週日專欄中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下星期二我將會在文章中探究這件事”。我把這些話語在腦中一再重複，直到讓自己陷入無盡的沮喪深淵——直到這時，我才能夠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輩子充滿了這種恐怖的回憶。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雙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經驗，好讓自己更陶醉於此時全然自我的狀態。
我回憶起：只因爲“軍中同胞”在我入伍當兵的第一天，就已經認定我是哪種人，從此在我整段軍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個在任何危急情況下都能談天說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電影——不是爲了打發時間而只是想獨自坐在黑暗裏——那時，每當中場的五分鐘休息時間，混在一羣無所事事站着抽菸的人羣中，我曾想像他們眼中的我看起來一定像是“一個前途無量的有爲青年”，爲了這個緣故，我記得我會故意表現成“一個心不在焉、滿腦子深沉而神聖思想的年輕人”。過去那段計劃軍事政變的日子，我們認真地夢想着未來能成爲國家的舵手，我記得當年的我行爲舉止就像一個愛國青年，深愛自己的同胞，以至於夜裏輾轉難眠，惟恐政變延宕而拖長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經常流連的妓院裏，我假裝自己是個失戀的傷心人，不久前才經歷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原因是妓女們通常都會特別照顧這類男人。行經警察局時（要是我沒來得及察覺而趕緊走到對街），我會試着表現出一個平凡好市民的模樣。在奶奶家玩賓果時，我會裝成好像玩得很開心，雖然我之所以去那裏只是因爲我沒有勇氣一個人過除夕夜。我記得，當我跟美麗的女人聊天時，我會把自己隱藏起來，假裝我是一個腦子裏只想着婚姻和責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們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個成天憂國憂民沒時間想兒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個敏感的浪子，受夠了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體恤和同情，或者，俗氣一點來說，我是一個不爲人知的詩人。最後（是的，到了最後），我想起當我每兩個月去一次理髮師那裏時，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個演員，扮演着我所有身份總和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去理髮師那裏是爲了放鬆（當然，是另一位理髮師，不是最開始來找我的那位）。然而，當理髮師和我一起看着鏡子時，我們看見的，除了即將要剪掉的頭髮外，是長着頭髮的這顆頭、肩膀和軀幹。當下我感覺到眼前鏡子裏坐在椅子上的人並不是“我”，而是別人。這顆被理髮師捧在手裏一邊問“前面要剪多少?”的腦袋、支撐着腦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軀幹，都不是我的，而是屬於專欄作家耶拉先生。我與這個人毫無關聯!事實如此明顯，我以爲理髮師會注意到，但他卻似乎沒有察覺。不僅如此，彷彿要強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個專欄作家”的事實，他問了我許多一般專欄作家會被問到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戰爭爆發，我們能夠痛宰希臘嗎?”，“總理的老婆真的是個蕩婦嗎?”，“蔬菜商必須爲物價上漲負責嗎?”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神祕力量阻止我親自回答這些問題，反倒是鏡子裏那位讓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專欄作家，以他一貫的賣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這麼說吧，就算把某些人吊死了，物價也不會下降。”
我厭惡這位自以爲無所不知的專欄作家，不懂裝懂，還自以爲了不起地承認應該要接受自己的不足與過人之處。甚至我也厭惡這位理髮師，他每問一個問題，就迫使我變得更像“專欄作家耶拉”……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回憶着不愉快的過去時，我想起了另一位理髮師，那位走進新聞編輯室提出奇怪問題的理髮師。
夜半時分，我坐在這張讓我恢復了自我的扶手椅裏，雙腿伸到矮凳上，傾聽着勾起我不愉快回憶的舊旋律中的新憤怒，我告訴自己：“是的，理髮師先生，人們不允許一個人做自己。人們不讓他這麼做。人們絕不準。”我用與舊旋律相同的節奏和憤怒說出這句話，但這些字句卻只讓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寧靜。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一種秩序，在之前的專欄中我曾經提及，而我最忠實的讀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種意義，甚至我可以說是一種“神祕的對稱”，存在於這整個故事裏：通過某位理髮師而回憶起另一位理髮師造訪報社的經過。它是一個象徵，暗示着我的未來：經歷了漫長的一天後，夜裏，一個男人獨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個旅行者，在經歷了漫長而崎嶇的旅程後，終於回到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