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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知識運動（其成果頗多，就中以組織與玻璃珠戲本身的成立爲最）的發端，可以溯自文學史家普尼略斯·柴根豪斯（Plinius Ziegenhalss）所指的“副刊時代”（the Age of the Feuilleton），因爲它與這個名稱一同流傳了下來。這類的名稱相當漂亮，但也有其危險性：經常誘使吾人對我們所指的那個時代作偏頗不實的觀察。事實上，所謂“副刊時代”，並不是沒有軟化的時代，甚至也不是知識上的貧乏期。不過，假如我們相信柴氏所言不虛的話，那個時代對於與軟化有關的東西只有極爲模糊的認識而已。或者，換句話說，那個時代還不知道如何在生活與國家體制之間派給文化以適當的地位。坦白說來，對於那個時代我們所知確實很少——儘管它是使得我們今日文化生活不同凡響的近乎每一樣東西所由滋生的土壤。
據柴根豪斯說，那是一個十分“粗俗”的時期，幾乎爲一種肆無忌憚的個人主義所獨佔。從柴氏的描述中列舉一些與它相關的特色。藉以烘托當時的氣氛，則我們至少可以確信，那些特色並未經過胡亂杜撰、東拉西扯，或誇張瞎說。我們之所以從這位學者求取線索，是因爲，直到現在爲止，他是認真探究副刊時代的唯一史家。但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在閱讀下文的時候，對這個遙遠時代的錯誤和野蠻不可嗤之以鼻，否則的話，那不僅是輕率，而且是愚昧之舉。
自從中世紀結束之後，歐洲的知識生活似乎一直沿着兩條主要路線發展下來。其一是思想解放與信仰自由，擺脫一切權威的支配。實際上，這是理性的鬥爭，它終於感到，反對羅馬教會統治，爭取本身獨立的時代已經來到了；與此相反的另一個傾向，是悄悄而又積極地尋求一種手段，以理性的本身建立一個嶄新而又勝任的權威，以使此種自由獲得它的合法地位。我們不妨概括地說，心靈終於贏得了這場往往極爲矛盾的戰鬥，此蓋由於這兩個目標基本上是互不相容的。這場戰爭系由無數犧牲而來，值得嗎？我們目前的心靈生活結構得到充分發展了嗎？能夠持續到足夠的程度嗎？所有這些犧牲，這些痛苦、動亂，以及反常的變態：審判異端，實施火刑，導致科學“英才”發瘋或自殺，值得嗎？對於我們而言，這是不容置疑的問題。歷史已經如實寫了下來。不論它是好是壞，不論它的發生要得要不得，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它已有了“意義”——所有這些，如今皆已了不相干。總之，爲了人類知識“自由”而作的鬥爭，終於“發生”了，而到了前面所述的“副刊時代”，人們終於得到了極度的知識自由——自由得幾乎使他們感到難以忍受。此蓋由於，他們雖然完全廢除了教會的“守護權”，甚至還部分地擺脫了國家的“保護權”，但他們卻未能制定一套他們能夠遵守的真正法律——一種新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對於那個時期所發生的知識的墮落、腐敗，乃至自欺，柴根豪斯曾經列舉了若干令人咋舌的實例。
我們得坦白承認，所謂“副刊時代”，它的作品如何，我們實在無法給它一個確切的描述。它們在每日的報紙上似乎成爲一個頗爲喫香的部分，銷路有數百萬份之多，是缺乏軟化的讀者的精神食糧的主要來源。它們所報道或“閒聊”的知識項目，有一千零一種之多。尤甚於此的是，在它們的作家中，較有才智的人似乎都取笑他們自己的作品。但無論如何，柴根豪斯認爲，許多這樣的作品，由於非常難以理解，只可視爲作者本身的一種自我解嘲。很可能的是，這些粗製濫造的作品裏，確實含有一些諷古和自嘲的東西，除非重新找到它們的關鍵所在，否則無法理解。這些瑣屑的製造者，有的是屬於報館的同仁，有的是屬於自由投稿者的代書。他們往往享有響亮的“作家”頭銜，但其中也有不少似乎屬於學者階層。著名的大學教授，爲數很少。
在這些文章之中，比較喫香的題材，是出自著名男女生活或函札的奇聞趣事。它們的標題種種不一，如《尼采與1870年的婦女時裝》《作曲家羅塞尼所偏愛的小菜》《巴兒狗在名妓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等等，皆屬其例。另一類比較喫香的文章，是以歷史爲背景的作品，也是當時富人之間時常談到的東西，例如《若干世紀以來的造金夢》《理化實驗對於氣候的影響》，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話題，數以百計。我們如將柴氏所列的標題過目一下，對於當時的人竟以吞食此類閒聊作爲日常的精神食糧，自然不免感到訝異，而比這更加使我們感到喫驚的卻是，那些頗有名望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作者，居然也曾幫着爲這種空洞無聊的龐大消費盡過一分“服務”的心力。說來頗有意思的是，“服務”一詞不但是當時流行的習語，同時也被用以指稱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
在某些時期，訪名人、談熱門話題的文章特別流行。對於此點，柴氏另闢專章。例如，化學名家或鋼琴好手，會質詢政治方面的問題，而名演員、舞蹈家、體育家、飛行員，乃至詩人，則會情不自禁地談起光桿生活的利弊或財政危機的可能成因。所有這些作品中的要點，總是將某個名人與某個熱門話題扯在一起。柴氏爲此舉了上百的例子，其中不乏驚人之筆，讀者不妨參看。
如前所述，毫無疑問的是，所有這種匆匆造出的產品中，一定混入了不少諷刺之作；那也許是一種有些邪氣的諷刺，一種不顧死活的諷刺——對於我們而言，要使我們自己設身處地地站在那些人的立場去看去想；好使我們真正瞭解他們所知所感的一切，實在很難。不過，可以想見的是，那些似乎頗愛看報的多數讀者，必然都曾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領受了這些怪異的東西。如有名畫易主、貴重的手稿在拍賣會上售出、古老的宮殿遭到回祿之災，或有貴族頭銜的人士涉及醜聞案中，數以萬計的專載，讀者馬上就可洞悉事實的真相。尤甚於此的是，事出當天，最遲不過次日，他們就會收到一份增刊，以當時的時髦語書刊出有關的奇聞趣事、歷史串述、心理分析，以及色情資料。不論鉅細，哪怕是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會有大量的急就章傾瀉而出，而所有這些，不論在性質上、種類上，以及用語上，都帶有批發標記的貨色，都被不負責任地競相製造出來。
附帶一提，報上經常刊出某些遊戲項目，作爲專載文章的陪襯。在這些遊戲中，讀者多扮演積極的角色，運用它們的一些知識飼料。柴根豪斯曾以“縱橫字謎”這個奇妙的題目寫了一篇長文，將此種現象做了一番描述。成千上萬的人——他們大多是工作辛勞而生活艱苦的人——利用餘暇，附身在用字母拼成的方格和十字上面，依照某些規則填充其間的空隙。但我們必須小心的是，不但不可只看其荒謬或癲狂的一面，而且要避免採取嘲弄的態度。此蓋由於，這些人雖玩這些孩子氣的猜謎遊戲，但既不是天真無知的孩童，更不是喜歡喫喝玩樂的有閒階級。相反的，他們不但焦慮地處身於政治的、經濟的，以及道德的混亂之中，同時還參與了許多可怖的大戰和內戰。而他們所玩的這些小小的軟化遊戲，也並不只是沒有意義的孩童稚氣而已。他們玩這些遊戲，完全出自內心的需要，好讓他們能夠閉起眼睛，儘可能天真地迴避一下未了的現實問題，逃避一下想象世界的逼人凶兆。他們勤懇地學習駕駛汽車，玩玩那些難玩的紙牌，讓自己沉浸於縱橫字謎之中——因爲他們幾乎毫無保障地面對死亡、恐懼、痛苦，以及飢餓，不但不再能夠得到教會的安慰，即連理智的忠實也沒有了用處。這些人由於讀了太多的文章，聽了太多的講演，以致沒有時間和精神鍛鍊他們本身，抗禦外來的恐懼和怕死的心理；他們一時一刻地挨着過活，對於明天沒有任何信念。
因爲，此外尚有大量的演講，也是此種專載文章的一種較爲莊重的變體，是故，我們也得在此略加申述。各種專家與知識掮客兩者，都以大量的講演供給那個時代的中產階級市民（他們仍然依戀着固有文化觀念——儘管它早已喪失了以前的意義）。這些講演不僅具有在特殊場合舉行節日演說的性質，而且有一種熱烈的交易存在其間，故舉行的場次之多，幾乎無法理解。那時，一箇中等城市的市民或其妻子，每週至少可有一次（大城市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機會出席，聽他們爲某個講題——藝術作品、某些詩人、學者、研究人員、環球旅行——提出學理的說明。此類講演的聽衆大多抱持純粹被動的態度，此蓋由於，儘管聽衆與所講內容之間不無某種關聯，但因缺乏某種程度的基本知識、心理準備，以及感受能力，故而大都沉默無言。有些是具有娛樂性的熱情或機智講演，如講歌德的事蹟，便描述他穿着一襲藍色的大禮服，從一輛驛馬車上下來，勾引史特拉斯堡或魏滋拉爾的某個女子；或者大談阿拉伯的文化。但不論講些什麼，都會有不少時髦的語句，像骰子一樣從盤子裏面擲將出來，使得每一個聽衆都感到開心不已——假如能在隱約中聽出一兩句流行新語的話。人們時常聆聽談論作家的演講，有時還可看到投影在銀幕上的相片，但他們過去從未讀過那些作家的作品，將來也無意去讀。他們聆聽這些演講，就跟拜讀報紙上的專載文章一樣，往往得非常喫力地穿過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實和失去意義的知識碎片構成的洪流纔行。簡而言之，他們已經面臨貶低語言價值的邊緣——此種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裏面潛滋暗長，形成那種苦行式的英勇反動，不久之後，開始作顯明而又強大的流動，最後終於導入新的自我訓練和人智的莊嚴之中。
我們必須承認，那時的知識生活，曾有許多方面顯得生氣勃勃而又輝煌壯觀。我們現代人將與之俱來的那種不安和虛假解釋爲一種恐懼的徵候——人們在一個顯然勝利和成功的紀元完了之後，忽然發現他們所面臨的是一片空虛：物質奇缺，民生睏乏，成了政治和軍事悉皆陷入危機的時期，因而對於知識的本身，對於它的長處和莊嚴，乃至對於它的存在，愈來愈加懷疑。不過，那個時代儘管充滿了滅亡的預兆，但在知識上卻也獲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績，其中，使我們後代感恩不盡的，是一種音樂科學的發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