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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在島上遇到的一個人。似乎總是與英國人過不去。”
“這正在成爲國民的新時尚。想挑撥我們去和美國佬對着幹。”他敏捷地合上卷宗，“就這樣吧。非常感謝，於爾菲先生。我們所談大有裨益。只是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遺憾。但是不必擔心。你所說的一切，我們會牢牢記在心裏的。”
走向門口的時候，他一定是爲我感到更加遺憾了，於是便邀請我當天晚上和他一起喫飯。
但是我剛一開始穿越文化委員會外面的柯洛納基廣場，便懷疑自己爲什麼要接受他的邀請。那個地方令人窒息的英國氣氛從來不會使我感到是在外國，但是使我感到震驚的是我發現自己正在努力適應那裏的環境，爭取他們的認可。他們在審判過程中說了些什麼？他追求的是自己知道將被迫反叛的處境。我拒絕成爲強迫性重複行爲的受害者，但是如果我拒不這樣做，我就必須有勇氣否定自己好交際的過去，否定自己的全部背景。我不僅必須準備好清理垃圾箱而不去教書，而且必須作好準備，即使是清理垃圾箱，也不再與英國中產階級一起生活和工作。
文化委員會的人都是外國人，街上見到的不知名的希臘人倒成了熟悉的同胞。
我在大不列顛旅館辦好住宿手續之後，問他們最近有沒有兩個英國孿生姐妹在旅館裏住過，金色頭髮，二十歲出頭……接待員說肯定沒有。我本來也認爲她們不會到這裏來住，因此也就不再繼續問下去。
離開英國文化委員會之後，我去了內務部。我藉口正在寫一本旅遊的書，找到了保存戰爭罪行檔案的部門。不到十五分鐘，我就找出了真正的安東寫的一份報告的英文文本。我坐下來仔細看，除了少數細枝末節之外，所有內容都跟康奇斯講的完全一致。
我問那一位給我提供幫助的官員，康奇斯是不是還活着。他把剛纔從中取出那份報告的檔案又翻了一遍。除了弗雷澤斯的地址之外，找不出任何別的東西。他從未聽說過康奇斯這個人，他到這個部門來工作的時間不長。
我訪問了第三個單位，這一次訪問的是法國大使館。接待我的小姐終於想辦法把文化參贊從他的辦公室請到樓下來。我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告訴他我急需查閱這位傑出的法國心理學家有關論藝術是有組織的幻想的資料……我說的內容似乎把他逗樂了，但是我一提及巴黎大學，馬上就惹出麻煩來了。他斬釘截鐵地說，一定是搞錯了：巴黎大學根本沒有醫學系。然而，他還是把我領到大使館圖書室的參考書架前。許多事情很快得到了確定。康奇斯從未在巴黎大學擔任過任何職務，而且也沒有在法國的其他大學任過職，他不是法國的註冊醫師，他從未用法文發表過任何文章。圖盧茲大學有一個教授，名叫莫里斯·亨利·德·康切斯·維尤衛，他寫過有關藤本植物病害研究的系列學術論文，但是我不認爲此人就是我要找的康奇斯。我原先以爲自己至少是爲英法之間的相互理解盡了一分力量：因爲我未曾以任何方式破壞高盧人認爲多數英國人既無知又瘋狂的信念。現在我終於擺脫了這種感覺。
我冒着中午的炎熱返回旅館。接待人員把鑰匙給了我，同時交給我一封信，信封上面只寫了我的名字，還標明“緊急”的字樣。我撕開信封。裏面有一張紙，寫着一個號碼和一個街名：辛格勞大道18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