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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麥卡勒斯的人生似乎重新起航了，但這不包括她的疾病以及與利夫斯之間的關係。爲了讓自己的身體有所好轉，她嘗試了一種又一種排毒療法。但卡森明白，從今以後她再也不會有靈活的四肢了。就像那些永遠意志薄弱的青少年一樣，卡森和利夫斯再次食言。一九五二年初，他們前往歐洲。第一站是羅馬，卡森在那兒寫她的新小說《沒有指針的鐘》。前來拜訪她的人覺得她總是“處在酒精的迷霧中”。到了法國，他們定居在巴希維萊爾的弗克桑，一所被花園環繞的神甫住宅裏。他們與花園裏的瓜果蔬菜爲伴，享受着健康的生活。但很快，酒精取代了健康的食物。卡森的法國編輯決定把她寫的所有東西都翻譯出來，可是巴希維萊爾發生的事情令他擔憂，他不知道卡森是否在寫她的小說。天知道。利夫斯和她返回意大利待了兩個月，當他們十月份回到巴希維萊爾時，一場不可逆轉的災難發生了。《沒有指針的鐘》的手稿遇到了問題。利夫斯聲稱自己寫了一本書，但他主要是在參觀酒窖。他們常常爭吵，相互衝對方大喊大叫。一九五三年的夏末，卡森飛往美國，在尼亞克與她的母親見面，那裏也是她結束生命的地方。從此，她再也沒見過利夫斯。十一月十九日，他被發現死在巴黎某旅館的房間裏。是自殺？是藥物和酒精過量？我們永遠無法瞭解真相，但我們知道，幾個月前，利夫斯曾向卡森提議一起自殺。卡森認爲，利夫斯應該被葬在巴黎，這座他深愛的城市。但利夫斯的家人沒有同意。
卡森·麥卡勒斯病得越來越重，她唯一的念頭就是：爲寫作活下去。她要寫完《沒有指針的鐘》。在尼亞克，她還沒有遇見她的醫生瑪麗·默瑟博士——她照顧她，支持她，延長她的生命。人們看到才三十六歲卻如此憔悴、痛苦的卡森時，都無法想象她能活這麼久。一九五四年夏天，卡森回到耶多，完成了戲劇《奇妙的平方根》的初稿，並且繼續寫了一點《沒有指針的鐘》。當她離開耶多時，所有人都以爲再也見不到她了，以爲她會跟隨利夫斯·麥卡勒斯而去。利夫斯曾說，她是“堅不可摧的”。耶多的住客們錯了，利夫斯對了。寫作的意願賦予了她毋庸置疑的力量。她沒有待在尼亞克，因爲害怕與世隔絕的感覺。她常去紐約。一九五五年四月，她在基韋斯特和田納西·威廉斯重聚。兩人一起寫作。但困難突然出現。卡森的母親，瑪格麗特·沃特斯·史密斯，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溘然去世，享年六十五歲。那個一直關懷她的女人不在了，卡森只剩一個選擇：放棄抵抗，向疾病投降，也許會死，也許能爭取做一個出色的作家。如果她必須放棄，她早就放棄了。然而，一九五六年是可怕的一年，她的左臂讓她越來越難受。但她依然完成了戲劇《奇妙的平方根》，並在第二年上演。結果是一場災難。難道她不該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小說《沒有指針的鐘》上嗎？這次失敗讓她不知所措。她覺得自己不能再寫了。她就像她的人物弗蘭淇一樣嘆道：“我的感覺真真切切，就像有人把我的整張皮給剝了下來。”
時間到了一九五八年，卡森既不抱希望也毫無計劃。一位精神病專家朋友將卡森介紹給自己的同行，瑪麗·默瑟博士，她在一九五三年搬到了尼亞克。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會面。卡森對心理療法頗爲抗拒，本無意參與這場精神分析的冒險。因爲卡森並不富裕，瑪麗給每個療程定價十美元。多虧她的治療，卡森重新開始工作了。一九五九年夏天，卡森十分高興，因爲《沒有指針的鐘》的手稿已經過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日，手稿完成。她耗費了十年的時間和巨大的心力才完成了這部作品。她上一本偉大的小說《婚禮的成員》完成於一九四六年，就在“重病時期”開始前。《沒有指針的鐘》獻給了瑪麗·默瑟，出版於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連續六個月排名暢銷書榜的前六位。由此看來，卡森·麥卡勒斯一直擁有等待她的讀者，以及聲望。
當然，這又是一部關於南方的小說。在一個小鎮裏，有一位年邁的南方法官和他的孫子，以及一個年輕的黑人男孩——他有一雙不知從哪兒混血來的藍眼睛，另外還有一個四十歲時會死於白血病的男人。卡森·麥卡勒斯已經很久沒回南方了，但正如她反覆說的那樣，生在南方，便永遠屬於南方，即使厭惡種族主義，厭惡它給黑人羣體的日常生活帶來的所有不幸。確切地說，《沒有指針的鐘》是卡森·麥卡勒斯最直面這個主題的作品。這是一本關於死亡和種族問題的書。有評論寫道：“她的意圖，是在最深的層面，也就是人類靈魂最隱祕的皺褶裏，與我們分享這個問題，因爲問題就藏匿在那裏。”一九六一年的那個秋天，沒有哪家報紙不在談論《沒有指針的鐘》。卡森·麥卡勒斯的作品還從未引起過那麼多討論。如果說英國方面的評價都是正面的，美國這裏則褒貶不一。評論的文章通常很長，火力十足。《時代》雜誌這樣寫道：“死亡是卡森·麥卡勒斯小說公認的主題，但我們沒有感覺到它黑暗、強大的存在。相反，我們只看到了這種缺乏生命的死亡仿冒品。”在《紐約客》上，人們甚至懶得分析，一則簡短的評論總結說：“談到麥卡勒斯女士那扭曲、囉嗦的文字，便讓人奇怪地聯想到一張凌亂的牀。”在讀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尤其能感受到來自文學批評家們古怪的冷漠。
鑑於這一切，我們渴望記下戈爾·維達爾在《紐約記者》裏的話，更何況人們知道他往往並不寬容，對卡森·麥卡勒斯更是如此：“從技術上講，它會讓你屏住呼吸，看到麥卡勒斯如何設置一個場景，然後在上面釘上一個又一個角色，從一句話、一行字中萌發生命。”他認爲，她的小說與福樓拜的《簡單的心》相似：“裏面沒有任何虛假的字符。她的文字天賦仍是我們文化中少有的、幸運的成就之一。”然而，越來越多的人認爲，《沒有指針的鐘》可能是卡森·麥卡勒斯最糟糕的一本書。是因爲田納西·威廉斯對它的喜愛不如前幾本嗎？是因爲偉大的作家奧康納討厭它是“分崩離析的典範”嗎？還是因爲人們很難承認，一個被放棄又被拾起、一半手寫一半口述的文本仍能神奇地保持其魅力、獨創性和內在的音樂性？然而，當一個人瞭解了卡森遭受的痛苦，看見她面臨死亡時的樣子，那麼他會在讀第一句話時就被打動：“人終將一死，但死法千差萬別。”在《沒有指針的鐘》的結尾，卡森·麥卡勒斯又寫道：“可他的生機正離他遠去，而在彌留之際，生活呈現出馬隆從未知曉的井然之序，一切都變得簡單。”儘管這最後的戰鬥取得了勝利，可她怎麼能不想到這即將離她而去的生機？她同意接受一些記者的採訪，他們試圖不讓她察覺出，她在他們眼中有多麼脆弱。她身高一米七五，體重還不到四十五公斤。她在輪椅上費了好大力氣才能站起來接待他們，爲他們提供波旁威士忌，並用南方的方式問一句：“要給身體來點兒託迪酒嗎？”
卡森·麥卡勒斯筆下的J.T.馬隆，“他的氣勢、生命力已經消失了，而且他似乎也不再需要它們”。卡森並非如此。她想繼續往前走，再堅持一下，出門轉轉，去百老匯看田納西·威廉斯新戲的首映，去愛爾蘭見約翰·休斯頓——他將《金色眼睛的映像》改編成了電影。一九六七年春天，她成功地進行了這次愛爾蘭之旅。她在那兒待了一個星期。這是她最後的幸福時光。她被視爲明星，但幾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她回來的時候，開心地在《紐約時報》裏找到了一幅大肖像，標題寫着“弗蘭淇五十歲了”。她確實剛滿五十歲。連美國總統都看她的小說。一九六七年對她來說似乎沒有之前的兩三年那麼可怕了，但在八月十五日，她再次發生了嚴重的腦癱。她完全癱瘓，不省人事。九月二十九日上午，昏迷四十七天後，她在尼亞克醫院去世。人們意識到，一個短暫的人生結束了，她留下的作品數量不多卻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幾年後，她的作品出現在著名的“美國文庫”中，就證明了這一點。
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雖然卡森·麥卡勒斯去世了，但她的作品並沒有結束。她的妹妹瑪格麗塔·史密斯曾在母親去世時因遺產問題與卡森產生分歧。她決定將卡森的文章收集起來。她編輯了《抵押出去的心》並撰寫了前言，這本書於一九七一年出版。這是一本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合集，其中收錄了卡森·麥卡勒斯在十六歲時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吸管》。在序言中，瑪格麗塔·史密斯大量引用了田納西·威廉斯對卡森的回憶文字，包括卡森的一些生活片段，尤其是她離開南方故鄉到達紐約時遇到的困難。瑪格麗塔提到她和卡森一起住過的房間，“面朝一片安第斯丁香和日本木蘭”，她們還分享了“同一張紅木牀”。這是一個看似瑣碎的細節，但如果我們知道卡森一生中多麼害怕一個人睡覺，多麼無法獨自生活，這個細節就有了很多意義。在這本文集的引言裏，瑪格麗塔·史密斯強調，弗蘭淇這個脆弱少女就是卡森·麥卡勒斯本人。在她眼裏，這是最像卡森的一個角色。儘管發生了那些讓她們產生隔閡的事情——尤其是她們的母親對卡森有着明顯的偏愛——瑪格麗塔·史密斯在談到她的姐姐時仍然帶着深深的愛意，她回憶她那南方語調的甜美嗓音、她對“漂亮故事”的喜好，說“她美化了自己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瞬間”。在讀《抵押出去的心》時，我們還能發現一件事：比她早幾年出生的南方作家尤多拉·韋爾蒂擅長寫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則欠佳，但卡森能完美地掌握這兩種體裁。她最後一本文集就是如此。那是她一九五五年寫的，當時她在基韋斯特，與田納西·威廉斯一起。“再也不能寫了”對她來說只是身體的問題，由疾病所致。她寫作的慾望從未停止，思想或想象力也從未乾涸。也許正是因爲她所有作品中都流露出的這種能量，因爲她永恆的敏感的青春，她打動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他們從米克·凱利和弗蘭淇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不安。而作爲成年人，我們更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才華、她的寫作技藝、她風格中的音樂性。我們知道，她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中最令人迷醉的聲音之一。偉大的作家往往會被誤解，因此他們的作品需要流傳，需要捍衛，需要被閱讀。
（鬱夢非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