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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姨父的莊園，我大約走了四十公里路，大步流星，時而奔跑。無論森林，還是黑夜，都沒讓我懼怕；任何恐怖之物跟白天發生的事情相比，都算不了什麼。途中好像還下起了大霧，四周朦朧一片，我能看到景物，還能看到幾個人影；我隱約聽到一位家教的嗓音，看到父親憂傷的面孔，還清晰地看到母親——在很久很久以前——在陽臺上跟我玩。那是在郊外的一棟別墅，有個角落專門爲我佈置成“診所”，我是醫生，在一張卡片上寫有我的名字，字母乾硬如刺。另一個記憶，是我患白喉後作爲禮物得到的一本圖畫書；當時我已經三歲多，但笨嘴拙舌，寡言少語，家人很難從我嘴裏摳出兩個詞，他們以爲我成了弱智，心急如焚地鼓勵我說話；患病後我躺在牀上翻圖畫書，有一次我突然喊了出來：“可愛的小猴子在這兒呢！”又是我母親，我永遠的母親：有一次她生了病，病癒之後，她帶我一起去了巴爾特法；我已經過了四歲生日，母親在客房裏躺了一天，交給我一項“成年人的”任務，要我去買寄信的郵票；早上我在小溪旁買了一塊甜點，感到那麼快樂和自豪。有一次，我們去卡爾斯巴德，天氣悶熱，我們的旅館客房在庭院那側，窗戶開向狹小的院落，窗戶對面是一堵防火牆，於是，我決定以後哪兒也不去，因爲家裏的一切都比這裏更漂亮，更好玩。還有一次，我跟父親一起深夜回家，我怎麼都睡不着覺，我躺在帶鐵欄的小牀上，乳孃不知道跑哪兒去了，我在黑暗中等了好幾個小時，大聲哭泣，中了邪似的大聲叫嚷：“貓和老虎會來的，你們誰也不管我！”就在這時，她在黑暗中俯身看我，臉色蒼白……我一路聽到的都是祖母的話，我搞不清自己怎麼了，在哪裏迷了路。我鎮定地思索，彷彿朝着既定的方向；而我的目標只是，離開這裏。假如一個人遇到了什麼——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人獲知自己生活的真正方向，拐上一條永遠不可能回來的崎嶇小路——一切障礙都會迎刃而解。我心裏清楚，這麼走怎麼都不可能走出去，漫無目的地遊蕩，早晚都會被人逮住，到時候自然會有辦法；我對歷險不感興趣，我並不想去陌生之地；只是離開家後，我在途中恍悟，郊遊的意義不過如此。現在，不管誰做什麼都已無法挽回，決裂已經發生，事實上我自己也無力轉變。在這種境況下，誰都拿叛逆者無可奈何，一路上沒有人擋住我的去路，他們只是望着我的背影，閃到一旁給我讓路，像是躲一個殺人狂。現在事後回想，那幾小時的遊蕩是我一生中最漫長的遠遊。我在陰森的樹林裏平靜地走着，好像對這裏的路瞭如指掌，好像知道不會有危險，好像就是要來這兒，這裏就是目的地。夜色明亮，空氣潮熱。後來，我遇到了幾個燒炭工；不過當時我已在譫妄狀態，不記得他們問沒問我什麼。我跟他們待在一起，直到憲兵找到我。
兩位憲兵和姨父用馬車把我拉回家；這位長者一聲不吭地坐在車裏，披着毛毯。他一路沉默，對我並沒有聲嚴厲色，但也沒有安慰我。他們把我帶進莊園的廚房，因爲我不願意進房間，不願意見親戚和表姐弟們。我在暖和的壁爐旁坐了很久，冷得打顫，用人們像巫師那樣一聲不響地在我周圍走來走去。後來，我父親來了，把我領走了。
<h3>3</h3>
在我的生活中並未發生過什麼“重大事件”。假如許多年後我們回憶過去，查尋某個對我們命運具有決定性意義、起了不可逆轉作用的瞬間，印證某次影響到我們日後生活的“親歷”或“意外”，在許多時候，我們只能找到些蛛絲馬跡，甚至連蛛絲馬跡都沒有。沒有別的“悲劇”，只有一個必須做出決定的時刻，決定你是否留在家裏，是否留在一個個更廣義、更寬泛的改頭換面的“家”裏，是否留在“階層”、世界觀或種族裏。當你隻身上路，你知道自己從現在開始將永遠孤獨，你是自由的，但你是所有人的獵物，只有你才能夠救助自己……當我逃出家時，我十四歲；從那之後，我只會在法定節假日纔回家探親，只待很短時間。光陰是奇效的麻醉劑，有時候我甚至覺得，所有的創傷好像都癒合了。但是過了很久之後，過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後，它會出人意料、“毫無緣由”地突然復發，疼得令人難以忍受；之後再次麻痹，我們開始若無其事地談別的話題。我很想把真相寫下來。我是那麼依賴於真相，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人離不開藥物一樣；真相也許會殺了我，也許能幫助我；事實上，我沒有什麼擔心失去的東西。真相就是，我不能因爲自己的心靈秉性和命運蹉跎而責難任何人。
痛苦體驗加速了這個反叛的進程。反叛從十四歲時就在我身上爆發，之後一直持續到現在，週而復始地頻頻發作；我並且清楚，只要我活着，就永遠會這樣。我不屬於任何人。我沒有一個自己人，沒有能在一起相處長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親戚，沒有我能夠躋身其中的人羣、團體或階層；在我的處世態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氣質上，我是一個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兒，都要比在市民們中間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覺；我生活在感覺缺少道德規範的無政府狀態，又很難忍受這種狀態。
創傷很早就已經發生，也許是我繼承來的，從前生前世……有時我甚至這樣想，也許在我體內氾濫着一個瀕臨滅絕階層的無根性。
人們生活在混沌之中；有一天雲開霧散，但光明已沒有太大的幫助。爲什麼有人會在某一天出走，並且“毫無緣由”地出走，逃離殷實、安全的家庭，逃離溫暖的小窩，逃離潮悶、甜蜜的藏身處和自己的歸屬，而那個歸屬從在母親子宮裏就已然開始，並從那時起始終呵護並掩護所有忠誠於它的人：在家庭中，在擴大到階層或國家概念上的另一個更廣義、更寬泛的“家庭”中。你只需要留在那兒，只要你不跨出那個魔法圈，就會從你的第一次心跳開始，有一雙慈愛的大手餵你喫飯，幫你穿衣，替你擔負責任，給你遮風避雨，一直到你的最後一次心跳……爲什麼有這麼一種人，他們非要掙脫安全感，非要逃離對溫順的生命來說陽光普照、悠然舒適的桃花源呢？有一天上午，我逃離了姨父的莊園，不想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那裏、在自己家裏——再找到我。有時候我真的認爲，或許這種生活狀態是一種精神上的代價；或許這是“勞動”代價……世上沒有東西可以不勞而獲，即使這種作爲創作氛圍與前提條件的痛苦，也不會平白無故地從天而降。幸福也不會被無償地賜予。作家的工作——無論質量如何——要求我們比普通人具有對生活更敏銳更警醒的心臟、神經和意識。沒有挑三揀四，沒有討價還價——沒有人能跟“狂熱”討價還價，這種狂熱被別人稱爲“獻身”，可被貼上各種可愛的標籤；不管把它叫得多麼赤裸，多麼粗魯，在我看來，它都是狂熱……“幸福”的人不討價還價；幸福的人就簡簡單單地享受幸福。我從來沒被“幸福”誘惑過，從來沒把它視爲某種能夠有條不紊地接近的生活目標；反之，我有一點蔑視它。毫無疑問，這種行爲舉止是病態的。只是，一個人很難“用明智的頭腦”理解擺在面前的東西，很難理智地背棄生活“陽光的那面”，先是背棄家庭，而後背棄那個由家族團結打造而成的富裕、興旺、溫馨的生活羣體；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條康莊大道，我只需坐享其成，只需跟這個龐大的家族，跟這個與生俱來、我原本歸屬的階層和睦相處……在生活的另一面，我肯定會有張寫字檯，會有比現在更舒適的傢什、更幸福的日子，會有多麼美好的親情、財富和記憶等着我啊！但是有一天，我踏上了阿索德[128]的國家公路，這條路不通向任何地方。但有的時候我還是認爲，或許這條路還是通向哪裏。當我偶然地想到自己時，我能感覺到有少數者存在，感覺到我跟他們之間的親屬關係，感覺到他們的命運，即便散在天涯，他們也是屬於我的。爲什麼有一天，我們會跟那個田園詩般祥和有序的龐大羣體、階層或社會進行決裂，並毫不理智地投身於毀滅性的冒險之中？……爲什麼一個人不能在地球上好好地活着？當然，當我沿着阿索德國家公路逃離家庭，在外流浪時（不僅逃離了直接或狹義上的家庭，還逃離了從種羣、階層等其他各種意義上界定的大家庭），我並未用這種富於詩意或演講般的措辭表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只是默默無聲、充滿惆悵地在我胸中響起。一直迴響了二十年。我嘴裏經常談別的，但我無時無刻沒有聽到它。
有位作家曾這樣勸導我，不滿足和不安分是西方人討厭的通病。有個女人曾告訴我說，這是“作家職業病”，不讓精神追求者去享受另一種他本來能夠得到的滿足。也許，我是作家。這種逃離的慾望從那時候開始就伴隨着我，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在我身上爆發，炸燬我的生活框架，使我陷入醜聞之中，捲入痛苦、艱難的漩渦裏。就這樣，我後來逃脫了家人爲我指定的職業；就這樣，我一次又一次地逃離婚姻；就這樣，我投身一次次的“冒險”，有時我又逃避冒險；就這樣，我逃避情感關係，逃避友情；就這樣，我在青年時代從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從已經熟悉、習慣了的氣候，逃到他鄉的陌生氣候，直到這種永遠沒家的狀態變成我的常態，我的神經系統適應了這種危機的處境，但又出於某種人爲的“自律”，我最終開始工作……今天我仍舊這樣過活，兩列火車，兩種逃跑，在兩次“逃亡”之間；好像一個人永遠不知道自己一覺醒來時，正走在內心深處哪條危機四伏的冒險路上。我習慣了這種狀態。我的生活就是這樣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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