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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我們坐進了出租車（當時城裏已經開始跑第一批“的士”，它們像上足了發條的指針，嚇人地在街上飛速蹦跳），我們駛向布達的寄宿學校。父親一直陪我到最後一刻。我攥着他的手，哭了起來，毫無疑問，分手的時刻已經到來。辦公室裏，一位身穿黑色教袍的神父接待了我們，舉手投足都帶着官場的禮貌；這位神父主持這所寄宿學校，他是一位著名的青少年讀物作家和經驗豐富的教育家。從這幢高大建築的會客室裏，可以望見多瑙河和佩斯的一片灰屋頂的一角；房內的牆上掛着密密麻麻的相框，相框裏擺放的都是社會名流和學校資助人的照片。我的名字被寫進一本厚厚的名冊裏，校長禮貌地跟我父親寒暄，隨後用一個聰明、幹練、和藹的動作抓住我的胳膊，好像是在安慰我說：“嘿，別怕，不會那麼疼的！”他打了一個含蓄的手勢，表示現在是告別的時候了……父親把我摟在懷裏，我立即無措地舉目四望，彷彿大難臨頭，已在劫難逃，他已經沒有辦法救助我了！我驚恐、詫異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環視了一下房間，黑衣神父已經坐回到寫字檯後，點燃一支菸，緩緩吐了一口，用不帶感情色彩的禮貌語調說：“我瞭解你的一切。以後我會注意你的。”他這話裏並沒有威脅，而是寬慰。隨後他伸手按了下桌鈴，將我交給了一位學監。
我們三十五個人睡在一個房間裏，兩個年級的寄宿生在同一幢樓裏學習、住宿，只在用餐時才聚在一起，在一個能容兩百人的大飯堂裏。我被編進了五、六年級；今天我都不知道因爲什麼——也許他們想以這種方式消滅“我的早熟”，要麼就是，那位“瞭解我的一切”的神父想讓我害怕他們？高大的寢室內有兩排牀鋪，有一扇門通向盥洗室，那裏有六七個水龍頭和洗漱池；在大廳的盡頭還有一扇門，從門後可以透過一個小窗口朝屋內窺視，在一盞藍光的夜燈映照下，可以監視睡覺者的一舉一動，值班的管理員睡着了……學監爲我安排的牀鋪，夾在兩個六年級大孩子中間；其中一位是帕普[129]的伯爵，另一位是佩斯州大莊園主的公子。年輕的學監把我帶到集體工作室，告訴我哪張工作桌是我的，然後把我一個人丟下，揚長而去；偶爾有幾名學員走來走去，掃地，拖地，收拾衛生，三天後我們就要參加聖靈節活動，在那三天裏大家可以隨心所欲，新生們可以不受作息時間制約在院裏和教室裏玩耍，瞭解這座大房子的祕密。我走進工作室，坐到指定給我的桌子前；那是一張有襯墊、裝飾繁複的雕花木桌，抽屜上染有墨水的污跡，桌子離窗戶很近，窗外正對的是眼看就要坍塌的樓房庭院和只有僕人們進出的走廊——在漫長的囚禁中，我不知道多少次眺望過那座搖搖欲墜的兵營！——這樣的桌子在房間裏擺有三十多張，排成軍人的方陣；與其說是住宿學校，在我的記憶中更像是軍營。我看不到任何彩色的斑點，連好看些的傢俱、適合插在鄉下花瓶裏的野花也沒有；我在樓裏穿行，每層都有兩間教室和兩間寢室；我在一間大廳裏發現了一張檯球桌，帶柵欄門的櫥櫃裏擺滿書籍。沒有人搭理我。“老生”們的臉上表情遲鈍，帶着青春期的頹唐，他們滿腹戒心地觀察我；失落、傷心的我，在他們眼裏也許很可笑。是啊，半年後我也會變成他們那副樣子，當新生入校時，我也會變得態度冷酷，臉上帶着傲慢的淡漠。到處都瀰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氣味，就像是在醫院裏。我在寢室裏找到我的包裹，於是把東西掏出來；走廊裏有一排編有號碼、可以上鎖的狹窄立櫃，每個櫥櫃裏都塞了被褥，味道難聞，好像灑了消毒水，或是某種石碳酸。眼前的現實令人絕望，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樣。我跟學員們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心裏都感到焦慮不堪。我坐到自己牀上，坐在光線變暗的寢室裏，一動不動地盯着窗戶。在樓下花園內，有幾名“老生”正在踢球，我聽到軍令似的喊號聲。我心懷厭惡地看着陌生的牀鋪，怔怔地望着無情的人羣，從現在開始，我不得不在他們中間生活，睡覺，思考，永遠不會再有獨處的瞬間……我打了一個冷顫。在昏暗的屋內，有個人一直在晃來晃去，站到我面前，他個子不高，身體羸弱，我看到一張蒼白的面龐微微發光，有人用非常平靜的抱歉語調說：“我是克萊斯；但今年我將做私教學生，因爲我病得很重。”他用冰涼、柔軟的手指握住我的手。
<h3>6</h3>
生活有時是友善的；在危機時刻，總會有一個個克萊斯站到我身邊，他遲疑着送給我幾句語調平淡的話。克萊斯在班裏不屬於理解力很強的孩子，大概跟我同歲。疾病有着某種古怪的優雅，彷彿疾病使他變得格外高貴……他已經是“大孩子們”的同學了，但他父母始終給他穿繫帶式、掐腰的絲絨衣服；他的手，他的臉，他的身體，他的四肢，都是那麼不真實、不健康和細膩的潔白；請想象一下，與這種膚色相配的，是淺藍色的眼睛、淺黃色的軟發（用現在流行的說法是“鉑金色”）和長長的睫毛。在總是一眨一眨、有點發炎的眼瞼下緣，深褐色的雀斑十分醒目。他走路很慢，抬手的時候也小心翼翼，說話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流露出生性的拘謹和多慮，讓人聯想到一件異常貴重的瓷器；我惴惴不安地拿眼角瞥它，擔心自己坐下或走動時，一不小心會碰碎它……克萊斯是個數學迷和病秧子；我的意思是說，除了數學和疾病外，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就他的興趣而言，學校作業、孩子娛樂、周圍環境和我們的玩具，一切都排在第二位。他患的是血友病，很容易出血；談起疾病，他總是態度客觀而專業，鄭重其事，一板一眼，滿嘴都是醫學名詞，像一位年輕醫生談論第三者的病症。他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只有血友病；偶爾提到文學，他知道左拉的長篇系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裏有一位小主人公就患這種疾病；每天從早到晚，他都語氣嚴肅、不帶悲劇色彩、態度客觀、格外熱心地講解血友病的症狀、治療方法和自己病情的嚴重程度。血友病將克萊斯跟全班人隔絕開來，日常的生活起居，他憑藉自己的努力量力而行。他用那雙總愛眨動、有點炎症的眼睛無比嚴肅地關注周圍的一切。克萊斯從不匆忙，不驚慌失措；他在生死之間漫步，小心謹慎，深思熟慮，好像他有大把的時間，任何事情都來得及做。我後來意識到，他在第一天晚上對我的友好，並非出於溫柔的同情心，而是出於某種含混不清、突然產生的情緒；他只是想找一位同伴，一位有理解力和求知慾的同伴，他想跟他講述幾個關於自己疾病的生動細節，這些細節他幾乎全都講過，但有幾點新發現。他對自己疾病的長期觀察，就像對待一個宇宙或人類的核心問題。這種客觀上的自私，完全佔據了他的整個生命。他用佯裝出來的興趣聽我講述我的怨艾和我的觀點，就像一個成年人聽孩子的抱怨。克萊斯以某種與衆不同的、單向的端莊方式，在疾病中提早長成了“成年人”；關於生活他一無所知，但是卻能跟死亡知根知底地和睦相處；他用一種慎慮的淡漠談論毀滅，他那緩慢而單調的語氣，就像談論某個讓他熟悉得生厭的話題。我始終未能完全弄清，數學——克萊斯感興趣的另一個領域——跟他的疾病有着什麼樣的直接關聯，一個是源於另一個的結果，疾病成了數學的前提條件，兩者密不可分，至少是對克萊斯來說……有的時候我很怕他。不管怎樣，在我的青少年時代，在寄宿學校裏，他是第一個用人的聲音跟我說話的人。
一兩天之後，我明白了：我是這個社會無足輕重的賤民，我是排在最後幾名的一個倒黴蛋，一錢不值，狗屁不是。我即使用從不懈怠的掙扎和隨時隨地的留心、謀算、齷齪和鋌而走險，也可能只會一時半會兒地被別人忍受；對於平等，我連想都不敢想，我不屬於他們中的一員……我在學校的第一個晚上，寢室裏的“編制”滿員，我們以軍人的速度脫掉衣服，爬上鐵牀；學監踱步走到兩排牀鋪的中間，掃了一眼那些不情願地鑽進被子、姿勢僵硬、一動不動躺在牀上的新學員——關上燈後，夜燈亮了，藍色的燈泡照在三十五個孩子頭上，我意識到，我被關進了籠子，在冷酷無情的監控下，如果我想活着出逃，怎麼也得睜大眼睛……我意識到，家庭不再保護我，從今天開始，我不得不在“社會”上生活；這個“社會”，就是睡在我周圍的這些不同尋常、散漫不羈、既可向善也可趨惡的個體生命，無論他們醒着還是睡着，白天還是晚上，每分鐘都被一個高高在上、強大無比的意志所監視、敲打、警告、處罰、馴服。那天晚上，我一分鐘都沒睡着。我暗下決心，要動用自己的全部本領，小心，謹慎，但絕不投降。接下來是一段艱難時期，只有熬過這段漫長而痛苦的時光，我才能以苦澀的教訓與痛楚爲代價成功地實現我的計劃。首先我必須學會的是，人與人之間毫無因由，甚至毫無目的地利用一切機會冷酷地相對；這種習性來自我們的天性，對此沒什麼好抱怨的。對新學員來說，開始了兩種生活：一種是正式的、受到監督的、在上層權力的犀利目光下生活，這種生活相對放鬆，還可以忍受；另一種則是無影無形，隱蔽難測，由幼稚的利益、力量、突然冒出的邪惡以及親善的能力構成的。這已不是“幫夥”式的幻夢生活，絕對不是，我一下子跳進了齊頸深的血與肉的“社會”沼澤——我們總生活在同謀之間，眼珠亂轉的虛情假意，從不鬆懈的“卑躬求乞”，哪怕是在兩個人之間；這種堅忍不拔的努力，實際上只是爲了佔據主導地位的造作表演，爲了在罪犯之間加強亡命徒的威信，對於這種威信，即使再大膽的傢伙也不敢違抗。敏感而複雜，總之，我從上等人家孩子的個人生活，一頭跌落到“拳頭法則”的世界裏。很快，我學會了使用我的拳頭。
<h3>7</h3>
當然，我忌妒克萊斯和血友病，忌妒他能夠跟周圍人保持距離，能夠受人尊重地作爲局外人生活在我們中間；他不住在學校宿舍，但是每天下午，他跟我們一起在教室裏學習，而且學多長時間看他自己的情緒……我們其他的孩子，則像機器人一樣生活、學習，像機器人一樣睡覺、遊戲。不管我考試考得如何，身上都像奴隸一樣披着鎖鏈。清晨，我們在盥洗室裏站成一排洗漱，之後在學校小教堂裏做彌撒，早餐後是半小時的“自由活動”，然後上課，洗手，在一個鋪着油布桌巾、能容兩百人的餐廳裏喫午飯，一小時的遊戲時間，在神父的看管下，三小時背書，一小時散步，七點半喫晚飯，之後有半小時的自由活動時間，最後在管理員的監督下脫衣上牀……有時下午，我們成羣結隊地去博物館參觀，每個月可以去一次劇院；薩奇瓦伊[130]，就是我在國家劇院裏見到的，他在臺上扮演李爾王，嚇人地吼叫，眼珠亂轉。我們像王子一樣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廂內；學校很注意自己“尊貴”的名聲，他們爲我們購買國家劇院和大歌劇院底層包廂的戲票；我們穿着民族盛裝，戴着白色手套坐在包廂裏；抹着頭油，一副紳士風度，看上去就像青年軍官。平時，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出門上街，我們全都身穿制服，披着軍官式的斗篷，上面點綴了一大堆金黃的飾穗，下穿黑色長褲，頭戴有帽檐的軍官帽，活像魯道威卡軍校[131]的士官生；星期天晚上，當我跟茹莉表姑一起沿着布達的街道往家走時，步兵們經常在黃昏的天光下向我們致意。在學校裏我們也穿制服，俗稱“小波蘭服”，做得跟軍服一樣筆挺，讓人覺得不自在，只是沒有那麼多金光閃閃的穗子罷了……穿着制服，我們也自覺很高貴，像陸軍中尉那樣瀟灑帥氣；我們蹩腳地敬禮，步兵們也遲疑不決地向我們致軍禮；我們在裁縫那裏定製了一頂“特殊”的帽子，就像軍官們戴的大檐帽。
在這所學校，走讀生也都經過挑選，住宿生裏有不少都是大人物的孩子。不是來自貴族、名門，就是像我這樣來自富裕的市民家庭。每天晚上，“吸菸室”（管理員允許五年級以上的孩子們在午餐和晚餐後吸菸）變成了元帥府，他們分別以勳爵、騎士、伯爵或帕普伯爵相稱，挨個審查每個人的出身，連祖輩和曾祖輩也不放過；開始的時候我們都不談別的，直到確定了每個人的頭銜……從那之後，我們要嚴格遵守這個等級。我不難理解那位當屠夫的德熱舅舅，還有當過軍官、後來在咖啡館裏彈鋼琴的埃爾諾舅舅，我自己也不喜歡這樣的環境。當我列數了上百位家族前輩，我出乎意料地發現：在元帥府裏，大家對我的“奧地利貴族身份”頗感興趣，我因此得了一兩分，社會地位有所好轉。但即便如此，我也站在後臺，站在羣衆之間。
在教室裏，在最後一排的牆邊，坐了一位神祕、內向的年輕人。我只知道他準備當神父。起初，我試圖跟這位年長的（十六歲）男孩交朋友；但跟所有人一樣，他對我一口拒絕。態度冷漠，甚至用驚詫、羞惱、譏諷的語調跟我說話。沒有人對他有更詳細的瞭解；教師和學監們也認爲他是我們中間較懂事、較成熟的一位……他不跟任何一個男孩交朋友，他跟文學教員一起散步，在大花園裏揹着手，表情嚴肅，踱着老氣橫秋的步伐。即便如此，我還是被那個門窗緊閉的傲慢心靈所吸引。我感受到他內心的叛逆，這是一個永遠的敵手。如果我跟他打招呼，他會禮貌地回敬，由上到下打量我一眼，然後身子一晃，閃到一旁。他就像法國小說裏描寫的一個固執、狡詐、充滿野心的修道院院長；當時我還沒有讀過於連·索萊爾[132]的故事，後來當我翻開那本書時，字裏行間都能看到那位少年朋友狡黠而聰穎的微笑……他孤獨地生活在我們中間，就像一位成年人。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噢，這些沉悶、空洞、令人煩躁的星期天下午！樓道里已空空蕩蕩，還是沒有人來接我，整整一天，我坐在吸菸室的窗前望着佩斯的樓頂出神，天色已經逐漸變黑！——就在我這樣發呆的時候，這個古怪的傢伙出現了；當我意識到他正走近我時，他已經一聲不響地在我背後站了好久；我回過頭來，在昏暗的光線中辨認出他的臉，我下意識地向他伸過手，那是一個熱情、友好的動作。他抽回手，開始哈哈大笑……他慢慢從昏暗的教室裏退出去，退到門檻時，仍很不友善、充滿譏諷、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讓我感到毛骨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