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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尼[317]在日內瓦講“人性大教堂”;他的頭要比大廳裏的所有人都高出一截,聲音疲憊而洪亮,上身前傾,伏在鋪着綠色檯面呢的講臺上,兩隻大手在空中緩慢地揮動。蒂杜萊斯庫[318]坐在他的對面,裹着貂皮大衣,帶着寒氣逼人的不安,緊張地尖叫;阿波尼的目光越過政敵的頭頂投向虛空,當政敵在休息期間帶着過分的自信向他走來時,他轉過身子,並朝旁邊挪了兩步……“先生,我必須把我要講的話講完,因爲我意識到自己的年齡……”阿波尼低聲說;張伯倫[319]戴着眼鏡、穿着晨禮服一動不動、姿勢僵硬地坐在那兒,出於禮貌地朝他欠欠身,似乎向他表示尊敬;白里安擺出一副大提琴手的姿態,捻着藝術家的鬍鬚若有所思地衝阿波尼點頭;日本人安德[320]已經做好了鼓掌的準備。當時在場的那些人物,現在還活着的已經不多了;白里安和安德已經過世,阿波尼也不在了。他是人的威信的化身;如果你沒有親眼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政要們如何在日內瓦會議上向這位弱小戰敗國的代表致意的話,你很難確切地知道他是如何爲匈牙利的利益據理力爭的。即使他所講的是在長篇政治講演中無可避免的自明之理,他還是那樣地斟詞酌句,那樣地激情洋溢,鏗鏘自信,像是鐘聲在會堂裏迴盪。政治上的成功,包括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成功,都跟在地方委員會取得的成功情況相同,人們的直覺感受重於客觀事實。阿波尼的講演,有時讓人感覺到他說得不對,但是即便如此,那一個時刻仍屬於他;他的話語是那樣擲地有聲,那樣充滿詩意,讓人情不自禁地向他敞開心扉;他的聲音抑揚頓挫,打開了人們的靈魂之燈,他創造出這種成功的發聲術,即便所說的內容有毛病,但聽起來能夠讓人同情。傳統的講演藝術又在日內瓦復活了。對專業談判來說,這種“個性影響”也是一個重要元素。後來,阿波尼去溫室散步,張伯倫挽着他的胳膊送他穿過走廊,對他的態度,就像對一位東方大主教或“家族長”,或一個即使沒有名銜、沒有官階也是家族裏最重要的人。有一類歐洲貴族,他們並不靠家譜維繫,而是通過品位、風度、生活方式的相同而聚結在一起;在這個歐洲的精英家族裏,阿波尼是一位受人尊敬、威望很高的家族長者。
他在談匈牙利,談家鄉;會堂裏,我屈肘托腮地坐在記者和外交官們中間,對他們來說,阿波尼所講的一切都是會議的“討論重點”;其他的以後會提到日程,比如玻利維亞和希臘問題。我已經十年沒有回國了。在巴黎,我每天早晨都買回所有的匈牙利報紙,家鄉人給我寄來國內的新書,偶爾有一兩位熟人來到巴黎,我總是激動地接待他們,隨後又許多次失望地離開……我不知道家鄉發生了什麼。官方的匈牙利大人物出訪日內瓦或巴黎,舉止總是那麼特別,總帶着那麼一股“熟悉而陌生”的味道,擺出一副官架子,居高臨下地跟我們這些旅居國外、窮困潦倒、四海爲家的匈牙利作家、記者和藝術家們談話;或許唯有阿波尼例外,他是一位真正的大貴族,在國外,他對每個人都抱以同樣的熱心和人情味;但是我跟其他人,極少有什麼話題好談。在官員接見的場合,我通常剛聽到第一句話,就興趣全無地沉默不語,躲到一旁。我感覺家鄉沒有任何變化,還是那類人統治着國家,還是那個族閥主義的等級制度賜恩施惠,發號施令;白里安晚上坐進日內瓦的“巴伐利亞啤酒館”跟記者們閒談,話雖不多,但充滿睿智;而那些匈牙利的官老爺們,必須向他們致信請求,他們纔會跟我們搭一句話。家鄉的狀況怎麼樣?九百萬匈牙利人過得好嗎?在我可悲的祖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什麼都不知道。我激憤而憂傷地離開了日內瓦。
我去了蒙特勒[321],但我的不安並未能緩解。我感覺到,對我來說有什麼事情已經結束,我必須回國。這樣的歸期,並不是根據日曆定的。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原因、理由或需要,能夠解釋這種回國的迫切感。我也並不能說,在我身上爆發了某種可憐的“鄉愁”。家鄉沒有任何人或任何事催促我回去。家裏根本沒有人等我回去。在巴黎,我有工作,有家,有朋友。這座城市在我眼裏,已不再是旅遊意義上的名勝古蹟,而是沉潛到個人生活的現實之中;我從周圍得到了很多,我結識了不少高層次的人,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舒適、從容、快樂、平和地生活在巴黎。現在我突然感覺到,我在這裏待夠了,我在這裏再無什麼“事”可做。如果我說,我之所以迫不及待要啓程回家,是因爲在我身上突然爆發的薩伯爾奇卡[322]式淚眼歡顏的鄉愁使我萌生出立即回家的急切願望,是出於“馬羣正在霍爾託巴吉[323]的查爾達[324]旁歇晌”之類文人墨客的多愁善感,那我是在扯謊。我從來沒見過“霍爾託巴吉的查爾達”,也對馬羣沒有過研究……對我來說,我真正的家鄉,現實的家鄉是考紹,還有盧日尼歐、呂切和我不大可能去的貝斯泰爾採巴尼奧。我每次去多瑙河西岸,或去多瑙河—蒂薩河之間的流域,都會感覺曾在夢裏見到過,有一點陌生。我的“家鄉”永遠是菲爾維迪克[325]。我對佩斯沒什麼感情;在我的記憶裏,佩斯人是一個目空一切、整日泡在咖啡館裏、手拎公文包的經紀人團伙。我討厭他們詠唱似的講話方式,慢條斯理地強調自己的優越感;我討厭他們幼稚、傷感的玩世不恭。他們之所以對巴黎不屑一顧,是因爲“你要知道,佩斯人對這類東西不感興趣”,是因爲“就是卡魯索[326]在我們這兒也沒有人愛聽……”佩斯人在國外總是不安地充滿忌妒。我連自己都不清楚,家鄉人有什麼能讓我提起興趣。我害怕家鄉,害怕佩斯人的明智,害怕親熱的拍肩動作,害怕當地圈內頭面人物的優越感,害怕佩斯人在精神領域再典型不過的一知半解……回家的念頭一點也不能讓我興奮起來。在我的印象裏,佩斯就像一座音樂咖啡館,許多聰明絕頂、學識淵博的人坐在那裏,他們確切地知道彼此所有的雞毛蒜皮和難堪事。
不管怎樣,我還是要回家。這個“要”字,這個神祕的迫切需要並不能成爲自身的動因。一個人的整個身心都服從於這個隱祕的指令,無條件地服從,不討價還價。“我在歐洲生活了”十年,就像一名勤勉的上進學生;突然間,我感覺自己的狀態是一個謊言。從某種角度講,我的生活並不現實:一切都缺少跟我直接相關、可以觸摸的現實性,缺少那種一旦缺乏,我在國外的生活就將變成任務和角色的生活內容。我必須意識到,我在國外所能意識到的所有一切都離我很遠;我的興趣是中學生的;我對馬塞爾·普魯斯特也感興趣,但這種興趣不同於國內詩人成敗的關注;當我坐下來用午餐時,即使“在自己的巴黎公寓裏”也一樣,總是覺得自己在什麼地方做客,飯菜的滋味對我來說,也有點像在展會上品嚐廚師的傑作;我在報上讀到的消息都與我無關,翻看每日新聞,我對誰死在了街上、誰被狗咬了毫無興趣。總之,我在歐洲始終是一個外鄉人;在巴黎那些年,我一直訂閱考紹的地方報,我對家鄉小城的政治風雲或當地某晚演出的報道,要比對法國內閣倒臺或關於巴黎國家劇院慶典演出的評論有更直接的興趣。我應該回家:我抱着非同尋常的反叛者和抗議者的情感服從這道指令。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周圍有什麼東西確實結束了,我可以閒耗,可以拖延,可以不馬上服從這道指令,但我不能夠逃避它。我將要回家,現在我就已經生活在那裏,既不好也不壞,既無牢騷也無快樂;我只是惶惑不安地努力適應,心煩意亂,腦子裏充滿懷舊與出逃的念頭……但是,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小世界”,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恆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只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h3>6</h3>
早春時節,我動身回家;蒂羅爾的果樹已經開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動,也沒抱榮歸故里的情緒,甚至沒有緊趕慢趕。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時地駐足,歇腳,給自己緩期。歸途中,我在蘇黎世下車,在慕尼黑投宿,在薩爾斯堡逗留,在維也納待了幾個星期,最後這才橫下心,在奧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鄉的列車……在海捷什哈羅姆[327]車站,我看到頭裹方巾的老婦賣烤點心,看到赤足的孩子們賣報紙和香菸。他們全都衣衫襤褸。我透過車廂玻璃看着他們,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同情和憐惜。我想,我要跟他們一起生活。與此同時,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這樣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麼說,我到家了。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鄉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來可以留在那裏,留在國外,留在“歐洲”: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裏,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我還年輕,還可以留在那裏:那裏可能還有什麼任務在等着我,或許還有成功,我在國外“活在深水裏”,小本子上記滿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倫敦、柏林和羅馬的熟人——的電話號碼,我認識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認識我的人也不少。家裏有什麼在等着我?貧困,懷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裏面只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在我看來,家鄉總有點像同謀犯團伙,新入夥的成員必須學會同謀式的家族黑話。不管我聽到什麼,我都聽不懂背後的含義;不管我說什麼,別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說的內容。之後,我必須再次“證實”自己是誰——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我沒有什麼想否認的,也沒有什麼好誇耀的。我回家並不是浪子回頭,但也沒有人原諒我或殺豬宰牛地歡迎我。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我瞭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當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我回來的正是時候,趁我還能夠跟得上潮流,趁我還沒被時尚拋棄……我瞭解“匈牙利作家的命運”。火車剛一停進凱蘭弗爾迪站[328],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車,坐進出租車,想要儘快趕到佩斯。
城市窮困,蒙塵,破舊,悲涼。就像一位正從癱瘓中康復的人:已經能夠挪動肢體,能夠邁步並說話。在奧克託宮街角,我叫出租車停下,跳下車。大約是晚上七點。放射路[329]上空曠無人;在廣場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業精神完成着軍人式的手勢訓練,但街上根本就不見車輛。在安德拉什大街盡頭,有一輛汽車閃着車燈由遠而近;環路上一輛輛有軌電車帶着叮鈴鈴的聲響,以沉穩的緩速在軌道上行駛,感覺嚴肅而隆重。(開始那段時間,我經常從佩斯的有軌電車上煩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頹沓、磨蹭和顛簸搖晃;後來,窮困和麻木讓我慢慢適應了它,我隨遇而安地乘着它咣噹駛過一個個小站,不過有的時候,我也會徒步走出幾公里遠。在佩斯有軌電車的節奏裏,有着某種癱瘓、睏乏、蓬頭垢面的東歐特徵;我無法忍受這種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緩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們的衣着不是華貴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着安德拉什大街從這頭走到那頭,穿過卡洛伊環路,走到拉庫茨大街。舊旅店的窗口亮着燈;就在拉庫茨大街上的這家旅店裏,我曾度過我的大學時代和國內記者生涯的最初歲月。我走到門洞下,跟樓長聊了幾句,得知旅店的老房東已經搬走,他們的女兒,漂亮、聰明的女醫生,我年輕時代那位可悲可怕、嗎啡成癮的情人則死於嗎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庫什凱萊斯圖爾公墓。顯然,我在這裏沒有人可找;旅店裏面沒別的熟人,只有臭蟲。我沿着夜色下的拉庫茨大街遊蕩,望着街邊的房子,那些搖搖欲墜、經風歷雨、飽受歷史浸淫的憂傷老樓;我走到樓門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撣被褥的鐵架、門洞牆上的住戶名牌和高大、昏暗、佔地費料的樓道;我看商店的櫥窗,櫥窗裏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異,不能說更漂亮,也談不上更難看,只是明顯能夠感覺到差異;在拉庫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內,樣品的佈置是那麼精心別緻,要比貼在旅行社櫥窗內、一眼可見桔槔井[330]的霍爾託巴吉草原宣傳畫更能喚起我的“鄉情”。不知道怎麼,這種微妙的差異,讓我感到一種回鄉者常會感到的視覺性眩暈:佩斯顯得非常大,彷彿房子已經長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還要大,無邊無際,像有許多巨人住在這裏。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殘疾人,一個侏儒。在巴黎,我從沒有感到過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無比。我再次體驗到我在大學一年級當“仙鶴”[331]那年曾經感到過的那種眩暈感;在佩斯,我也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在佩斯,住着“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許多學識淵博、聰明絕頂的人,他們一本正經、目光僵滯地盯着外鄉人看,仔細解答他們的提問,但腦子裏想的完全是別的,對這些鄉巴佬充滿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館環路。
我熟悉這片街區。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幾條環路,還有橋那邊的布達街巷;我從來不敢鑽進佩斯的小巷,以前還不敢沿着維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麼東西會砸到我頭上,或有誰在背後衝着我嚷——我也說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麼。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祕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們始終讓我感到陌生——在我眼裏,他們就像是安特衛普或愛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館裏,坐着沉思冥想、眼神聰明而多疑、講話飛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討厭他們,對我來說,他們是有些見識的可怕天敵。不過在這裏,在博物館環路上,熟悉的幽靈在遊蕩。在斐烏邁咖啡館前,在“露臺”新油漆過的欄杆後面坐着希尼·久拉,這位高貴、寡言的作家正透過帶柄的單片眼鏡,目光憂傷地盯着《費加羅報》的版面,他懷着脆弱生靈儒雅的哀傷和痛苦的懷舊,低頭閱讀法文的“西方新聞”……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訴他最新的西方新聞,跟他談論紀德或阿蘭[332];但最終我還是沒敢叫他,因爲我不能保證他會對我講的消息感興趣。他也早成了那樣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裏,他永遠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這座城裏、在咖啡館和俱樂部安營紮寨的作家們一樣,口袋裏揣着匈牙利語校樣和法語雜誌,心裏揣着苦澀而智慧的教訓;要想說服家鄉“真正的作家”,比說服紀德或托馬斯·曼困難得多……我這樣覺得。我從大學門前路過,走進大學隔壁的奶製品市場;在我青年時代經歷過起義、革命的歲月裏,我曾在這裏爲了買乾酪和麪包排隊到天亮。我曾跟厄頓一起坐在這兒,但厄頓也已經離世了。我們曾在這裏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這裏閱讀格倫瓦爾德·貝拉[333]的《關於舊匈牙利》,在這裏,我們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誕生,但那只是講演者的哈氣,從嘴裏吐出來便蒸發掉了……我已經十年沒來這個充滿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邊一張舊桌子旁,就在這晚,就在這個奶製品市場內,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回家了。青年時代的氣息在我周圍瀰漫,那是貧窮與絕望的氛圍;我這一代人,我的同齡人,正是從這個奶製品市場出發的,我徒然在此間走遍了世界,現在我又從頭開始。這時候,一位恰巧來這兒的老記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認識他,我走到桌前向他問好。他正在費勁地敲半生的煮雞蛋;他抬眼看我,點了下頭,然後高興地說:
“你來的正好。你要是看到賣麪包的女孩,叫她過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