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保爾·瓦萊裏 (第2/3頁)

西爾維亞·畢奇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的妹妹西普里安有幸得到瓦萊裏親自爲她畫的一幅畫，只可惜她無法將這幅畫保留下來。有一天，他到書店來時，西普里安正在店裏，她穿着一條超短裙，還有一雙齊膝的長襪。瓦萊裏抓起一支鉛筆，就在她的膝蓋上畫了一幅女人的頭像，並在上面簽了“P.V.”。

有一次，布萊荷向瓦萊裏爲她的評論雜誌《今日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 Today）的法國特刊約稿，瓦萊裏想把自己的《論文學》（Litérature）一文給她發表，就來徵求我的意見。我認爲這篇文章非常恰當，他就提出了一個嚇人的建議，要我和他一起翻譯此文。這雖然是一個極大的榮耀，但我卻更願意把這個機會留給更有能力的譯者。

但是瓦萊裏還是堅持此事得由“我們”來做。他說如果在翻譯中我卡住了，只要去維勒朱斯街（現在此街已改名爲保爾·瓦萊裏街）找他諮詢就行了。不幸的是，每次我依照他的建議跑到維勒朱斯街去找他諮詢，我都發現他這位合作者壓根就不可靠。我會問他：“你這裏寫的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總是要假裝認真閱讀這一段落，然後會說：“我這裏究竟是想說什麼呢？”或者說：“我敢肯定，這段話根本就不是我寫的。”白紙黑字就在眼前，他還是堅持自己一無所知。最後，他就會建議我把這一段給跳過去。所以，在“我們”的這樁苦差中，他怎麼能算是位認真的合作者？但至少，和瓦萊裏一起進行切磋，還是給了我不少樂趣。翻譯稿最後的署名是“西爾維亞·畢奇和作者”，他告訴我，這裏“作者”將承擔一切責任。但我知道，我是無法爲自己開脫的，對於瓦萊裏這篇最有趣的作品來說，我也是一位兇手，我是“作者”的幫兇。

我一直很喜歡瓦萊裏夫人和她的姐姐，藝術家保拉·高比拉（Paule Gobillard），她們是畫家貝瑟·莫里索（Berthe Morisot）[5]的侄女，在她們的幼年和少年時代，她們就常常當她的肖像模特兒，所以，她們是在印象派畫家的圈子裏長大的，他們維勒朱斯街的公寓中，掛滿了畫中珍品，例如德加、馬奈、莫奈、雷諾阿等人的傑作，當然，也有貝瑟·莫里索的作品。

瓦萊裏的小兒子弗朗索瓦（François）是我的好朋友，他們全家的頭髮顏色都很深，只有金頭髮的弗朗索瓦是個例外，不過，瓦萊裏的女兒阿加莎（Agathe）也像他一樣有着美麗的藍眼睛（瓦萊裏的母親是意大利人）。瓦萊裏覺得兒子弗朗索瓦的淺色金頭髮很有趣，常常叫他是“偉大的北歐好漢”。

這位“北歐好漢”常來我的書店，他來閱讀英國詩歌，或是來告訴我音樂界的最新消息。他在美國作曲家娜迪亞·保朗傑（Nadia Boulanger）那裏學習作曲，他告訴我他幾乎一直就住在那裏。他把所有的零用錢都花在音樂會上了，因爲零用錢很有限，所以，有一次，他居然賣掉了父親的一張唱片來貼補自己。瓦萊裏收集了許多唱片，而且，奇怪的是，他非常喜歡瓦格納的音樂，而且，和喬伊斯不同的是，他公開承認自己的這種喜好。[6]

我是看着年輕的弗朗索瓦長大的，他最後在巴黎大學（Sorbonne）完成了他英文專業的畢業論文，而且，讓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他論文所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戒指與證詞》（The Ring and the Book）[7]，這也是他父親建議給他的。

在德軍佔領巴黎期間，瓦萊裏在法國學院講授詩歌研究。小小的演講廳裏擠滿了他的崇拜者們，有時候，要完全聽懂他所講的內容並不容易，他的口齒不很清晰，時不時的，你就跟不上他的思路了。但是我也能想象，讓他的聽衆們墜入雲裏霧裏，對他來說，可能有一種戲謔的快感。在那些日子裏，他的演講也算是當時爲數不多的幾件大事之一了。[8]

二戰期間的某一天，瓦萊裏夫人請我去她家裏喫中飯，一起共進午餐的還有畫家弗朗西斯·約丹（Francis Jourdain）、保拉·高比拉小姐和弗朗索瓦。我們剛在餐桌前坐好，就響起了空襲警報聲。瓦萊裏趕緊跳起來跑到窗前，從窗子探出身子去看戰鬥機飛越巴黎上空，投放炸彈。對他的這種行爲，他的家人早就習以爲常。弗朗索瓦對我們說：“我爸最喜歡空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