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張唱片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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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我來到主人唱片公司（His Master's Voice）[10]在巴黎的辦公室，問他們是否能錄製喬伊斯朗讀《尤利西斯》的節選。他們讓我去見音樂唱片的主管皮耶羅·卡波拉（Piero Coppola）[11]，最後，主人唱片公司同意錄製喬伊斯的朗讀，但是條件是一切費用必須由我們自己來承擔，而且，錄製出來的唱片不能用他們的HMV商標[12]，也不會被收進他們的唱片目錄之中。

從一九一三年開始，在英國和法國都有作家錄製過唱片，詩人紀拉莫·阿波里耐爾（Guillaume Apollinaire）就錄製過一些唱片，被保留在語言博物館（Musée de la Parole）的檔案室裏。但在一九二四年，卡波拉告訴我大家想要的只是音樂唱片，別的唱片沒有銷路。我最後接受了主人唱片公司所開出的條件，答應等我收到三十張唱片後就會付款。此事的全過程就是這樣。

對於錄音這件事，喬伊斯既充滿渴望又非常擔心。那天，我叫了出租車陪他去遠在城外的畢蘭科鎮（Billancourt）的錄音棚，他正好眼疾發作，所以他非常緊張[13]。幸好，他與科波拉很快就熟悉起來，他們用意大利語談論着音樂。但是，對喬伊斯來說，錄音的過程真是一場折磨。第一次錄音以失敗告終，我們得回去重新再錄一次。錄成之後的《尤利西斯》真是一場出色的表演，每一次傾聽，我都會被感動得流淚。

喬伊斯選擇朗讀的是《埃俄羅斯》（Aeolus）這一章中的一段講演，他說這是《尤利西斯》全書中唯一可以獨立出來的一段文字，也是僅有的一段“充滿雄辯”的文字，所以，很適合朗讀。他告訴我，他已經打定主意，這也將是他唯一一次朗讀《尤利西斯》。[14]

我覺得，喬伊斯之所以選擇朗讀《埃俄羅斯》中的這一段，“充滿雄辯”並不是唯一的原因。錄音的結果也說明了這一點 ——“他大膽地提高了他的聲音”—— 聽上去，讓人覺得這遠遠不只是一次演講。

我的朋友C.K.奧格登（C.K.Ogden）後來說，《尤利西斯》的錄音是“很糟糕”的。奧格登和I.A.理查茲（I.A.Richards）合著的《意義之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在我的書店中非常好賣，我的書店中也有奧格登的一些關於基本英文（Basic English）的小書，有時，我也與這位英語束身衣的發明者見面[15]。他在劍橋的正音委員會（Orthological Society）的工作室中，爲蕭伯納以及其他人錄過音，他也有興趣與其他作家交流並進行語言的實驗，我猜想他的興趣主要在語言上。（蕭伯納和奧格登觀點一致，他們都認爲英文的詞彙量已經非常龐大，一般人用都用不完，喬伊斯根本沒有必要再創造新詞。）奧格登先生誇口說，在他的劍橋工作室中，有兩臺全世界最大的錄音設備，他讓我把喬伊斯送過去，到那裏去做一次正兒八經的錄音。所以，喬伊斯就前往劍橋，去錄製《安娜·利維亞·普拉貝爾》一章。

就這樣，我把他們兩位湊在了一起：一位是要解放英文，擴展英文；另一位要把英文常用字壓縮到五百以內。他倆的實驗完全相反，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對互相的工作充滿興趣。如果英文真被壓縮到五六百字的話，那麼喬伊斯肯定會餓得發慌，但是，對於奧格登曾經把《安娜·利維亞·普拉貝爾》按照基本英文的原則進行改寫，並將改寫後的版本在評論雜誌《心理》（Psyche）上發表，喬伊斯覺得還是挺好玩的[16]。我認爲奧格登的“改寫本”讓原文盡失其美，但是我也知道，除了奧格登和理查德之外，再沒其他人和喬伊斯一樣對英語語言有着那麼強烈的興趣。所以，當黑日出版社要出版《山姆和山恩講述的故事》時，我建議他們邀請奧格登爲之作序。[17]

《安娜·利維亞》的錄音非常美妙，喬伊斯更是將那位愛爾蘭洗衣婦的口音表演得惟妙惟肖。這一珍貴成果，全要歸功於C.K.奧格登和他的基本英文。喬伊斯的記憶力一向驚人，他肯定已經將《安娜·利維亞》爛熟於心，但錄音時，他還是在某處打了結巴，就像當年錄製《尤利西斯》時一樣，要重新開始。[18]

奧格登把錄音的第一和第二個版本都交給了我。他還用超大的字體把《安娜·利維亞》印在大紙上，這樣我們那位視力每況愈下的作家閱讀起來才能毫不費力。錄音後，喬伊斯把這幾張大紙也給了我[19]。我一直想知道奧格登到底從哪裏弄到這麼大的鉛字，後來，我的朋友莫利斯·塞萊（Maurice Saillet）仔細審查一番後，告訴我原書中的那幾頁被拍成了照片，然後又被放大了許多倍。《安娜·利維亞》是錄在一張唱片的正反面的，而《尤利西斯》中的段落只用了唱片的一面[20]。喬伊斯同意錄製的《尤利西斯》也只有那麼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