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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一點是確定了的：我要穿過這裏而不留下痕跡。可是我在這裏度過的每一分鐘都在留下痕跡——我不同任何人講話也留下痕跡，因爲我作爲一個不開口的人引人注目；我同人講話也會留下痕跡，因爲說出的每個詞都會留下，之後又會帶着引言的符號或不帶引言符號浮現出來。也許這就是爲什麼作者在這個長長的段落裏，往假設上面堆砌假設，卻沒有對話的原因。在那層厚厚的鉛字下面，無人注意到我的穿過，我得以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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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逃亡其實也是一種突進，一種向着更深更黑領域的旋入。那麼“我”爲什麼不願再進入表面的生活呢？直接的原因是債務，更內在的衝動則是因爲“我”要過一種本質的生活。這種生活被抽去了立足點，充滿了兇險，因爲赤裸裸的個人要靠“純衝動”來維繫自身的存在，即，你衝動，你才存在。而被“我”捲進去的讀者和作家也面臨同樣的兇險。小鎮車站，這個遙遠的靈魂的居所就在“我”的本能的嚮往中出現了，與其說是上帝的安排，不如說是作者長期經營出來的奇蹟。這裏的酒吧裏可以聽到命運的喃喃低語，幽靈似的人們臉上總是同一種表情——一些本質顯露的面孔。接下去發生的事揭開了謎底，但這個謎底依然是暗中發生的，如果讀者注意不到，就彷彿什麼也未發生過一樣。
“我”首先注意到這裏的人們最大的娛樂就是打賭，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要打賭。所謂打賭，就是強調事物的偶然性。但在車站這個特殊的地方，任何一件偶然的事都有它的必然的根源，並最終會實現這種必然性。所以人們打賭說皮貨店女店主的前夫會到酒吧來，他就真的來了；人們還打賭說警察局長會隨後而來，他後來也果然如期而來。在車站，必然性也要通過打賭來實現。如同在創作中一樣。
女店主的前夫來酒吧是來看女店主的，他們之間多年來仍有着痛苦難言的牽掛，這種關係成了他倆一生中永遠解不開的死結。作者在此並沒有介紹他們之間關係的具體情況，因爲那種介紹是題外話。作者只是要向讀者顯露：任何“陰謀”的產生，都是由於人的情感上那些解不開的死結導致的；人的情感衝突正是誕生這種“陰謀”藝術的母體，即，通過“陰謀”演習，來轉移、釋放情感。於是女店主的前夫走進了酒吧，就像一個必然性的符號。他和她之間的人生悲劇構成了酒吧氛圍的基礎。與此同時，“我”用“我”的從前的情感故事來同她與他的故事交叉，我們進入讓“時間倒轉”的討論中。所謂時間倒轉，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回憶，而是一種突進似的倒退，退回到人的深層意識，讓舊矛盾在那個地方獲得新形式。所以討論一完畢，“我”就想換掉“我”手中的舊道具——旅行箱。但這個箱子卻不會受意識的支配被“我”換掉，那是不符合陰謀的規則的。
接下去“我”的必然性也到來了，這就是警察局長。通過“我”與局長的對話，謎底才得以揭開：原來“我”是一名密探，打進敵方警察組織的人，此刻“我”正受到敵方的追捕，必須趕快逃命。在最後一刻，“我”體驗了死神的逼近，搭上特快列車逃出了圈套——或者說，作者通過“我”身上的濃縮的時間體驗又一次抓住了生命；或者說，作爲卡爾維諾的小說讀者，我又一次經歷了一場特殊的靈魂洗禮。
這就是在那個寒冷的冬天的夜裏所發生的一場靈魂深處的演出，一場憑空奮起似的搏鬥，一次向命運的宣戰。它的題目是《假如一位旅行者在冬夜》。
小結
此章演示瞭如何寫作，也就是如何進入藝術生活的問題。從表面的身份規定中掙脫出來的“我”，斬斷時間和空間的連接，坐火車來到靈魂的入口，向內觀察其中那朦朧顯現的、深奧的本質生活。這種寫作是戲中戲似的合謀，作者身兼多職——既是讀者，又是靈魂各個層次的演員。而寫作的歷程則是由表及裏的層層揭示。
“我”在無名小鎮的車站裏進入對於“我”來說陌生的生活。最初“我”是作爲旁觀者來進入的，小站裏的氛圍對於“我”來說熟悉而又隔膜，但又總有某種說不出的吸引力牽制着“我”的注意力。“我”是一個不願在世俗中生活的人，“我”願自己成爲那種隨時可以消失的幽靈。在小站裏呆了不久“我”就發現“我”的成爲幽靈的想法破產了。“我”記起了“我”的“任務”，也記起了“我”作爲一名下級間諜的身份，也就是說，“我”必須逃避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