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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偉大的作家都需要偉大的讀者，魯迅擁有一個強大的讓者毛澤東，這可能是魯迅的幸運，也可能是魯迅的不幸。文革時期的“魯迅”，從一個作家的名字變成了一個時髦的政治詞彙之後，他深刻和妙趣橫生的作品也被教條主義的閱讀所淹沒。在那個時代裏，人人張口閉口都是“魯迅先生說”，其親熱的語氣好像當時所有的中國人都和魯迅沾親帶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澤東這樣理解魯迅。因此，文革時期的魯迅雖然名聲達到頂峯，可是真正的讀者卻寥寥無幾，“魯迅先生說”只是一個時代在起閧而已。
文革之後，魯迅不再是一個神聖的詞彙，他迴歸於一個作家，也就回歸於爭議之中。很多人繼續推崇魯迅，不少人開始貶低和攻擊魯迅。與魯迅在世時遭受的攻擊有所不同，現在的攻擊裏添加了情色的配料，一些人津津樂道於隱私中的魯迅，捕風捉影地研究起了與魯迅戀愛有關的四個女人；還有的人乾脆臆想起來：魯迅的牀上功夫十分糟糕；魯迅的性心理十分變態……
隨着中國市場經濟的興起，魯迅的商業價值也被不斷地開發出來，魯迅筆下的人物和地名被紛紛用作餐飲業和旅遊業，甚至 ktv和夜總會里都有魯迅筆下地名命名的包廂，官員和商人摟着小姐在這樣的包廂裏歌舞昇平。
還有人直接拿魯迅本人作爲廣告代言人。武漢有一家專賣臭豆腐的小店，在店門口聳立起魯迅叫賣臭豆腐的廣告牌。廣告上用的是一張魯迅抽菸的經典照片，只是將魯迅手上的香菸換成了一串臭豆腐。
這家小店的老閱驕傲地聲稱：他們是魯迅先生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製作這樣的廣告是現在中國流行的做法，就是借用名人效應來招攬生意。
“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裏一葉見秋。
我在奧斯陸大學繼續講述我和魯迅的故事。我告訴挪威的聽衆，我曾經無知地認爲魯迅是一個糟糕的作家，他顯赫的名聲只是政治的產物。
一九八四年，我在中國南方一個縣城的文化館工作。當時我已經從事寫作，我辦公室外面的過廳裏有一張大桌子，桌下地上堆滿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和魯迅的著作。這些曾經是聖書的著作，時過境遷之後像廢紙一樣堆在一起，上面落滿了灰塵。魯迅的著作堆在最外面，我進出辦公室的時候，雙腳時常會碰到它們，我低頭看看在地上灰溜溜的魯迅著作，不由幸災樂禍，心想這傢伙終於過時了。有一次我經過時，不小心被地上的魯迅著作絆了一下，差點摔倒在地，我罵了一聲：
“他媽的，都過時了，還要出來捉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