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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的……這次勘察工作很重要，關係到國際信譽呢。這個開發項目在整個北方都是數一數二的。我們會尊重科學規律的。有人說我們這次只是提供個數據，實際上項目早就定了，很錯誤。有條件就上，沒有也只得放棄，實事求是講了多少年，難道還要懷疑這個嗎？我們的結論只能在調查研究之後……”
我在這沉穩有力的語氣中有些感動了。
結束談話時他轉身從櫃子裏拿出了兩本書，裝幀得極漂亮，原來是他新近再版的地質學普及讀物。很厚，有分量。他簽了名，又寫了一句話：實事求是。
我謝了所長。
我得想法把它們擺到那個小書架上。陶明教授的所有書我都有，它們有些舊，而且紙質、裝訂都不太好。這厚厚兩冊新書放在它們旁邊，它們的打扮立刻顯得有些寒酸。我不得不把新書挪開——但放到哪兒都顯得太亮了，周圍的書不是太舊，就是太粗糙……而且它的印數那麼高，這也是極其反常的。我知道陶明教授遺下的兩部書稿至今沒能出版，主要障礙就是難找一個不怕賠錢的出版社。朱亞直到現在還在爲導師的這個事奔跑。沒有結果。朱亞自己的著作也印不出來，他後來乾脆不存奢望了。
春天馬上就要來了。怎麼辦呢？我們怎麼辦呢？
我腦子裏一閃過“我們”這個詞兒身上就戰慄了一下，“我們”是指哪一些人？我代表了誰？誰又需要我去代表？或者我把自己自覺地歸於了某一類人嗎？都沒有，我起碼是沒有明確地想過這些……我想，“我們”大概仍然是指我們這個家族……是的，就是它在壓迫着我，讓我感到了這個春天的可怕的沉重。我在選擇和權衡，腳踏在一條線上。這個春天啊，快快過去吧，消逝吧，快些化爲一瞬飛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