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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她把自己打扮成那樣子，是對白天不得不扮演的角色的一種補償。她甚至還一邊看花邊上的褶子，一邊跟自己說幾句俏皮話。她在等人。然後，房門輕輕地敲響了。她打開門，跟來人開了個玩笑。他們親熱地喝酒，最後都有點昏昏沉沉了。又喝了一杯。接着便乾巴巴地，有節有度地做愛。如果在紐約，他們會相約在舞會，相互說說風涼話。她現在正挑挑剔剔地喫着水果。最後她評論說：英國的食物更具風味。她談起自己如何渴望丟下工作，到新英格蘭的鄉村去生活，寫寫小說。（她從來不提她的丈夫。）我發現，我們誰都無意提起《戰爭邊緣》。她已掂量過我。她對我說不上贊成也說不上反對。她總是見機行事。喫這頓飯純粹是爲了花點錢——這也是她的工作。再過一會兒，她會跟我既親密又敷衍地談論起我的小說的。我們開始喝一瓶醇和的勃艮第葡萄酒，一邊品嚐牛排、蘑菇和蕎菜。她再次說英國的食物味道比美國的好，並補充說，我們應該學會烹調。由於喝多了酒，我這時的心情跟她一樣愉快。但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種緊張不安的情緒在蔓延——是她的緊張不安感染了我。她不時地看看坐在角落裏那個美國人。我突然意識到，如果稍不留神，我會脫口說出幾星期以前跟裏傑納德·塔勃洛克說過的那番滑稽可笑的話。我決心保持冷靜。我太喜歡她了。她讓我受驚了一下：“安娜，我很喜歡你的小說。”“我很高興，謝謝。”“我回家想了想，你的小說使我對非洲、包括非洲的問題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露齒一笑，說道：“但書裏涉及了種族問題。”她也笑了，表示她感激我的坦誠。她說：“這通常是個身份的問題。在你那部精彩的小說中，你讓年輕的飛行員跟黑人姑娘睡覺。你覺得這事很嚴重嗎？你是否認爲他們的性關係是故事最關鍵的情節？”“不，我不這樣看。”她猶豫了一會兒。她顯得有些疲憊，她那極其敏銳的目光流露出失望。她本來希望我不作妥協，儘管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說服我作出妥協。我現在看清了，在她看來，性實際上是小說的關鍵。她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她覺得自己正在跟一個爲了使小說能搬上電視屏幕而寧可犧牲自己的正義感的作家打交道。我說：“顯而易見，即使他們以最純潔的方式相愛，也冒犯了你們的道德法則，是不是？”“這是一個看你如何認識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的談話可以到此結束了。是我的態度不好嗎？不是。是因爲她一直焦慮不安地惦記着坐在角落裏那位孤獨的美國人。我看見他看了她兩次；我覺得她的焦慮是情有可原的。他在猶豫是否走過來，或者獨自先去什麼地方。他看上去似乎非常喜歡她。侍者過來清理盤子。當我說我只要咖啡，不要甜食時，她顯得很高興：此次旅行她每天都有兩頓飯的應酬，當我們省去一道菜時，她感到如釋重負。她又瞟了一眼那位孤獨的美國同胞，那人似乎並沒有要走的意思，她於是繼續談她的工作：“我一直在考慮如何採用你那美妙的題材，我突然想到是否可以把它改編成一部精彩的音樂片——音樂片中你可以把某一嚴肅的思想回避掉，這在一部直截了當的小說中是做不到的。”“以中非爲背景的音樂片？”“首先，作爲音樂片，背景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的故事背景寫得很出色，但不適宜上電視。”“你是說把非洲的風景作爲一種擺設？”“是的，正是這個意思。簡單的故事情節。年輕的英國飛行員在中非訓練。在一次聚會中碰到了一位漂亮的黑人姑娘。他很孤獨，她對他很友好。他碰見了她的父母。”“但在那種地方，他根本不可能在聚會中碰見一個年輕的黑人女孩——除非具有某種政治的背景——比如說有一小部分人想要破除種族隔離現象。你不打算把它拍成一部政治性的音樂片吧？”“哦，這我倒沒有想過……那就設想他在街上出了車禍吧，她過來幫助他，把他扶到她家裏。”“她如果把他扶回家，那就非得違背許多清規戒律不可。如果她把他偷偷地帶到家裏，那事情會變得很嚴重，也很危險，這與音樂片的氣氛是格格不入的。”“音樂片能夠表現非常非常嚴肅的東西。”她反駁我，但只是說說而已，“我們可以採用當地的歌曲和舞蹈。中非的音樂對我們的觀衆來說一定很新鮮。”“在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裏，那些非洲人都聽從美國引進的爵士樂曲。他們還沒有開始發展自己的音樂形式。”她這時朝我看了看，那眼神是說，你這人顯然在有意找碴。她放棄了拍音樂片的打算，接着說：“好了，如果我們買下版權，打算馬上拍攝你的故事，那場景看來只好變一變了。我建議把它改成英國的某個空軍基地。美國的某個空軍基地也行。某個美國兵愛上了一個英國姑娘。”“一個黑人美國兵怎麼樣？”她猶豫了一會兒。“那就難辦了。因爲，從根本上說，這畢竟是一個非常明瞭的愛情故事。我非常非常欽佩英國的戰爭片。你們的戰爭片拍得太好了——情感那麼節制。你們有那麼一套辦法。那種情感，我們也應該去追求。戰爭的氣氛——首先是具有英國氣氛的戰爭，然後纔是愛情故事。我們的某個士兵愛上了你們的某個姑娘。”“但如果你們把他當成一個美國黑人士兵，那你們就用得上來自最西部的土著人的音樂了。”“是的是的。但你知道，那對我們的觀衆來說並不新鮮。”“我現在懂了，”我說，“你是說在戰時的某個英國鄉村，一個美國黑人士兵合唱隊跟另一個英國少女合唱隊在一起跳英國的鄉村舞蹈。”我向她咧嘴笑了笑。她皺起了眉頭。然後她也笑了起來。我們的目光碰在一起，她又爆發出一陣哈哈大笑。笑完後又笑了一次。然後她剋制住自己，坐在那裏皺眉頭，好像剛纔那歇斯底里的笑根本沒有發生過。她深深地嘆了口氣，說道：“當然，你是個藝術家——一個很出色的藝術家，能見到你並跟你交談，我感到非常榮幸。你有一種強烈而又自然的思想傾向，那就是不願讓人家改動你已經寫出的東西。但你必須允許我對你說一句：對電視過於不耐煩是一種錯誤。電視是一種屬於未來的藝術——我自己就是這樣看的。這也正是我爲什麼樂意爲之工作的原因。”她停了下來：那位孤獨的美國人環顧四周在找侍者——還好，他又要了一份咖啡。她把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繼續說：“藝術，正如一位非常非常偉大的人物所說，是一個耐心的問題。不知你是否願意認真考慮考慮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一切，並給我寫封信——也許你願意就別的主題給我們寫一個電視劇本？當然，我們本來是不敢對那些沒有電視劇創作經驗的藝術家委以重任的，但我們樂意儘可能給你提供指導和幫助。”“謝謝。”“你想去看看美國嗎？我很高興你打電話給我，我們會考慮你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議。”我遲疑了一會兒。我正打算回絕她，但又覺得不應一口回絕，我於是說：“能有機會訪問你們的國家，那對我來說真是再好不過了。但很可惜，我不會得到你們的允許的，因爲我是個共產黨。”她驚愕地睜大了那雙藍瑩瑩的眼睛。她同時還下意識地做了個動作——把椅子往後推了推，準備起身離去。她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我看見的是一個受了驚嚇的女人。我感到既抱歉又慚愧。我說這話出於多種原因，首先是因爲我天真：我想嚇她一跳。其次同樣出於某種天真：我覺得我應該把它說出來——如果事後有人對她說，這人顯然是個共產黨，那這位女士就會覺得我一直在瞞着她。再次，我想看看事情的結果。她坐在我的對面，呼吸急促，目光遊離不定，早已弄污的紅脣微微張開。她心裏在想，下面我說話得小心一點了。她還把自己看成是一個受害者——那天上午，我讀過一批來自美國的剪報，說有好幾個美國人受了反美調查委員會的嚴刑拷打，最後還丟了工作。她喘着氣說：“你們英國的情況與我們那裏大不一樣，我意識到……”她那善於社交的假面再也見不到了，她脫口說了一句：“親愛的，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想到過……”她的意思是說：我那麼喜歡你，你怎麼可能是個共產黨呢？我突然感到很生氣。那是一種偏狹的思想觀念，每當我聽見人家說出這樣的話，心裏總是想：做一個共產黨又怎麼樣呢？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總比與現實隔絕，只能說說那樣的蠢話強得多。突然間，我們都變得生氣起來。她避開我的目光，企圖使自己鎮靜下來。我忽然想起兩年前跟那位俄國作家談話的那個晚上。我們用的是同樣的語言——共產黨的語言。但我們的經歷大相徑庭，因此，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包含着不同的意義。我感到一切都是假的。我們一直談到深夜（其實已是次日凌晨），我最後用實際上已發生過的事實闡釋了我們所說的某句冠冕堂皇的假話——我告訴他，傑恩正在莫斯科某所監獄裏遭受酷刑。當時，他的目光也是那樣驚慌失措地凝聚在我的臉上，然後又不由自主地移開，好像要躲避什麼——我所說的那些話如果出自他的口，那他也會進監獄的。事實是，我們那些源於同一哲學的語言都只是用來掩飾事實真相。事實明擺着，除了共產主義這塊招牌，我們並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如今跟這個美國人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整個晚上大談民主，但各自的感受並不相同。我們坐在那裏，心裏一邊在想：作爲女人我們相互間是有好感的。但嘴裏已無話可說，就像那天晚上與那位俄國作家在一起時一時間再也找不到話說那樣。最後，她說：“好了，我親愛的，我實在太感震驚了。我簡直無法理解。”口氣中含有責備的意思，我再次變得很生氣。她卻繼續往下說：“當然，我很欽佩你的誠實。”我心裏這時在想：如果我現在人在美國，正受到反美調查委員會的監視，那我就不能坐在某家旅館裏隨便說自己是個共產黨了。因此可以說，當時我不僅僅是生氣——我始終是滿懷憤恨的心情說出這句硬邦邦的話的：“在你邀請我國的作家共進午餐前，你最好先調查一下，因爲他們中很多人有可能使你陷入尷尬。”從她臉部的表情可以看出，她跟我的距離越發遠了。她懷疑，我是否是個行動受到限制的共產黨人，我是否在說謊。我仍記得跟那位俄國人交談時的情景：他當時進退兩難，不知是繼續探討我所提出的問題好呢，還是乾脆迴避它。他臉上顯出一種譏誚的神情說：“我們的朋友後來變成了敵人，這樣的例子並不鮮見。”換句話說，你已屈從於我們的敵人資產階級的壓力。所幸的是，就在這時候，那位美國人出現在我們的桌子跟前。我猜想，由於她這時已完全忘了他（並非出於故意），他已經再也沉不住氣了。我爲此感到難過，因爲我知道這是事實。“嗨，傑瑞，”她說，“想不到我們會在這裏碰面。我聽說你在倫敦。”“你好，”他說，“見到你我很高興。”此人衣冠楚楚，儀態沉穩，脾氣溫和。“這是沃爾夫小姐。”她有些爲難地說，因爲她感覺到那話的意思是：我在向一個敵人介紹自己的朋友。我應該以某種方式警示他一下。“沃爾夫小姐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作家。”她說。我看得出，當她說出“著名作家”這個話時，心中的緊張感已消除了許多。我說：“也許你們會原諒我就此告辭吧？我得回家看看我的女兒了。”她顯然感到如釋重負。我們一起離開餐廳。當我說了聲再見轉身離去時，我看見她用手挽住了他的胳膊。我聽見她說：“傑瑞，你能上這裏來我太高興了。我原以爲我得獨自一人度過一個寂寞的夜晚了。”他說：“我親愛的愛蒂，除非你自己執意要一個人待着，你何曾有過寂寞的夜晚呢？”我看見她笑了起來——對他既冷漠又感激。至於我，回家途中心裏一直在想：儘管我們談了那麼多，但那天晚上惟一顯得真誠的時刻就在我打破那令人愉快的表面關係的那一刻。然而，我仍感到羞愧、不滿和懊喪，就像我跟那位俄國作家交談後所感受到的那樣。
［以下是紅色筆記。］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昨天晚上，費盡心機想查找有關金門的資料。在我和摩莉的書架上幾乎一無所獲。我們兩人都嚇壞了，以爲一場新的戰爭又將開始。摩莉然後說：“我們經常坐在這裏擔心這個擔心那個，結果到頭來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看得出，她擔心的是別的什麼事。最後她告訴我：在叢林派的同志中，她有幾位親密的朋友。當他們銷聲匿跡——據說去了捷克斯拉伐克時，她去總部打聽過消息。他們向她暗示：她用不着爲他們擔心，他們正在爲黨做重要的工作。直到昨天，事情才真相大白：他們已經蹲了三年監獄，最近才釋放！昨天她再次去了總部，問他們是否知道這些同志蹲了監獄。得到的回答是，他們一直知道這件事。她對我說：“我想退黨了。”我說：“爲什麼不等些時候，看看情況是否會有所改觀呢？他們搞大清洗，畢竟是學斯大林的樣的。”她說：“上星期你還說過你要退黨。反正這話我已對海爾說了——是的，我見到了那個大頭頭本人。我說：‘所有的惡棍都死了，是不是？斯大林，貝利亞，等等等等。你們爲什麼還要照樣那樣做呢？’他說這是一個是否支持困境中的蘇聯的問題。你知道，還是老生常談。我說：‘蘇聯的猶太人又怎麼樣呢？’他說那是資產階級散佈的謠言。我說：‘哦，上帝，不可能又是謠言吧！’他還是長篇大論說了一大通，要我不要製造恐慌，那口氣依然很友好，很鎮靜。我突然覺得，我們中似乎有人精神不正常了，要麼是我，要麼是他們。我對他說：‘你們這班人有必要學乖點，否則，你們黨內將一個人也留不下來了——你們得學會講真話，停止這一切偷偷摸摸的密謀活動和造謠生非。’他說我那麼惱火是可以理解的，因爲我的朋友進了監獄。我突然意識到我是在找藉口爲自己辯護，因爲我明明知道我是對的，他是錯的。這不很奇怪嗎，安娜？再過一會兒我說不定還會向他表示歉意呢！我得制止自己，於是我馬上離開了。我回到家裏躺了下來，心裏感到很惱火。”邁克爾很遲纔回來，我把摩莉所說的一切告訴了他。他對我說：“這麼說你打算退黨了？”聽那口氣好像如果我真的退了黨，他還是會感到很遺憾的。他十分冷漠地說：“你和摩莉談到了退黨，安娜，你想過嗎，你們那樣做很大程度上將導致自身道德的沉淪。不過，確實已有成千上萬極其正直的人（如果還沒有被屠殺的話）退出了共產黨，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而他們退黨是爲了躲避自相殘殺、悲觀憤世、恐怖主義和背信棄義。”我說：“也許這還不是事情的關鍵吧？”“那麼，這關鍵是什麼呢？”我對他說：“剛纔我有這麼個感覺：如果我說我要退黨的話，你會爲此感到遺憾的。”他笑着承認了這一點，然後沉默了一會兒，接着又笑了起來，說道：“我樂意跟你在一起，安娜，其原因也許就在於我覺得跟某個富有信仰的人在一起是件好事，即使我自己沒有任何信仰也無妨。”“信仰！”我說。“就是你誠摯的熱情。”我說：“可我從來不用這樣的話向黨表白我的態度。”“反正就這麼回事，儘管你難用語言說清楚，但你是那樣的——”他露齒笑了笑。我說：“是你自己說不清楚吧？”他似乎顯得很不高興，默默地坐着，一邊在思考。最後他說：“好了，我們都嘗試過了。我們都認真地嘗試過了。事情並沒有什麼結果，但是……讓我們上牀睡吧，安娜。”
我做了個希奇古怪的夢。我夢見一張由漂亮的織物組成的大網。它美得令人難以置信，其周邊綴滿了刺繡圖案。這些圖案闡釋了人類的神話——它們不僅僅是一些圖畫，而是人類神話本身，因此，整張柔軟而閃着金光的大網充滿了活力。那上面五顏六色，絢麗多彩，但這個巨大的織物給人總體印象是它的紅色，一種色彩斑駁、金光閃耀的紅色。我在夢中觸摸着這種織物，高興得哭了起來。我再看了一眼它，發現已經變成一張蘇聯地圖。它開始擴大：像銀光閃閃的大海逐漸向外滲透，侵蝕了蘇聯周圍的一些國家，如波蘭、匈牙利等等。但它的邊緣部分顏色又淺又淡。我依然高興得淚流滿面，但同時又心懷憂慮。那色彩柔和、金光閃耀的紅色開始向中國延伸，並在中國上空凝聚成一團深紅。這時，我就獨自站在空中的某個地方，偶爾向下踩動雙腳。地球在旋轉，我的雙腳踏在藍色的霧靄中，而身上穿的卻是代表共產主義國家的紅色，並綴以代表世界其他國家的雜色。非洲是黑的，但那是一種光澤四溢、令人激動的深黑色，就像月亮靠近了地平線，即將升起時的夜空一樣。我這時感到非常恐懼，心情很壞，好像正受到某種我不願承認的情感的侵擾。我感到一陣噁心，昏昏沉沉的，不敢再朝下張望那正在轉動的地球。後來我還是看了，地球這時好像變成了一個幻影——時間的概念不復存在了，我所看到的似乎就是人類的全部歷史，人類那冗長的故事。它好像就是一曲表達勝利和喜悅之情的歡樂頌，痛苦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對位音。我發現那一片紅色的區域正受到世界其他地區更其亮麗的色彩的侵蝕。各種顏色正在融合，相互滲透。它變得實在太美了，簡直難以用語言來形容。整個世界已經連成一片，統一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金光閃耀的色彩中。這一刻我感到幸福極了。這幸福似乎還在膨脹，直到一切突然間崩裂，爆炸開來——我站在那裏，一下子沉寂了，說不出一句話。我的腳下也是一片沉寂。那緩緩轉動着的地球開始慢慢地解體，分裂，變成碎片飄浮在空中。我的周圍到處是這些失重的碎片，它們相互碰撞着飄遠了。世界不存在了，一切只有混亂。我就孑然一身立在這混亂之中。我的耳邊清晰地傳來一個輕微的聲音：有人拉了拉這織物上的一根線，它於是全瓦解了。我醒了過來，既高興又得意。我想叫醒邁克爾，把這夢告訴他，但我心裏又十分清楚，我根本無法用語言表達夢中的感覺。剎那間，夢的含義開始淡化。我對自己說：夢的含義就要消失了，快抓住它！然後我又想：我並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含義。含義沒有了，我感到不可言狀的懊喪。黑暗中我獨自坐了起來，邁克爾就躺在我身邊。再次躺下時我用胳膊摟住了他，他轉過身來迷迷糊糊地把臉貼在我的胸口上。然後我心裏想：我其實一點也不關心政治、哲學這一套東西，我惟一關心的是邁克爾會不會在黑暗中轉過身來，把他的臉貼在我的胸口上。接着我便悠悠地睡着了。今天早上，我仍清楚地記得那個夢，記得自己當時的感覺。我尤其忘不了那句話：有人拉了拉這織物上的一根線，它於是全瓦解了。一整天，這夢一直在萎縮，消損，而現在，它已經只是個記憶中小小的亮點，完全失卻了意義。但今天早上，當邁克爾在我懷裏醒過來時，他睜開眼睛，朝我笑了笑。當他對着我微笑時，他那雙藍瑩瑩的眼睛洋溢着熱情。我心裏想，我一生中經歷過那麼多的挫折和痛苦，而此時，當幸福像一股溫暖的、蔚藍的潮水向我襲來時，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是在心裏對自己說：我是安娜·沃爾夫；我就是我，安娜，我很幸福。
［下面粘貼着幾頁寫得十分潦草的文字，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昨晚上作家團體的會議。我們五個人討論斯大林有關語言學的理論。文藝批評家萊克斯建議逐句討論這本小冊子。三十年代過來的“無產階級作家”喬治抽着菸斗，擺出莫測高深的樣子說：“我的天，有這個必要嗎？就是全談理論的章節也用不着這樣做。”專寫宣傳共產主義的小冊子的記者克拉夫說：“是的，我們必須認真地討論討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小說家狄克說：“我們至少應喫透主要的精神。”萊克斯於是帶頭髮了言。他用那種多年來大家所熟悉的恭敬的口吻談及斯大林。我心裏在想：我們這幾個人如果在酒吧相聚，或者在街上碰面，每個人都會用不同的口吻來說話，變得既冷漠又痛苦。當萊克斯說他簡短的開場白時，我們大家都沉默着。然後，剛剛去過俄國的迪克（他經常到某個共產黨國家去旅行）提起他在莫斯科跟一位蘇聯作家談及斯大林對某位哲學家異常嚴厲的批判：“我們必須記住：他們辯論的傳統比我們的傳統粗俗隨便得多了。”他用的是咄咄逼人、完全以好人自居的口吻，我自己有時也這樣做，“好了，你當然還得記住，他們的法律傳統與我們的也是大不一樣的。”我一聽見這種口吻，心裏就很不自在。幾天以前，我聽見自己也這樣說過，我於是嘀咕起來。我平時並不犯嘀咕。我們每人手上都有一本那樣的小冊子。我心裏很沮喪，因爲在我看來，它簡直是一派胡言，但我理論上的修養不夠（萊克斯在這方面很內行），總擔心自己會說出什麼蠢話來。我當時的心情還不止這些。我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冒失：別人所談的話一下子全聽不進去了。我發現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每一句話，每一段話，好像都成了一種外語——他們本應表達的意思與他們實際上所表達的意思之間存在着一條似乎無法逾越的鴻溝。我腦子裏一直在考慮那些像《芬尼根守靈》那樣破壞了語言規範的小說。滿腦子都是語義學。斯大林費心勞神就這個問題發表他的意見，這正是語言不得安寧的一個信號。但是，連那些最著名的小說都在採用這些胡言亂語，我還有什麼權利再批評它呢？不過，我依然覺得這本小冊子很拙劣。我說：“也許譯得很糟糕。”我爲自己的聲音中含有爲作者辯護的意思而感到驚訝。（我知道，如果我跟萊克斯單獨在一起，我就不會爲作者辯護了。）我即刻明白：我已表達了大家的看法：這本小冊子實際上寫得很拙劣。許多年以來，我們總是說來自俄國的小冊子、文章、小說、公告等等都有可能“譯得很糟糕”，但現在我卻存心想說：“這本小冊子寫得很拙劣。”讓我大爲驚訝的是，這話我並不情願說出來。（我不知道我們當中有多少人在參加這樣的會議前本打算說一說自己的不安與厭惡，但一旦會議開始，又由於此種顧慮而一言不發了。）最後——我說話的口氣可愛得有些像個“小女孩”——我說：“你們看，我並不具備對它進行評判的理論修養，但這句話顯然很重要：‘既不是上層建築也不是基礎’——這話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這要麼是一個全新的觀念，要麼就是一種遁詞。要麼就是狂言。”（我如釋重負，一邊說一邊拋開了那種存心讓人失去警覺的女孩子樣，變得嚴肅起來，不過，情緒依然很激動。）萊克斯臉紅了，他不斷地翻動着小冊子，說：“是的，我必須承認，這句話對我的印象也是……”沉默了一會兒，喬治擺出一副莫測高深的樣子說：“這種理論性的問題是我最頭痛的。”我們大家都變得很不自在起來——只有喬治例外。目前，有許多同志持這種粗暴的態度，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當做缺乏文化修養的人。喬治就是這種人，他而且還以此爲樂。我心裏想：他爲黨做了那麼多的工作，如果他就以這樣的態度留在黨內，那麼，他應該……在沒有作出任何結論的情況下，我們就打算放棄討論了。我們不再去理會那本小冊子，而開始談論一些一般性的問題，包括共產黨在世界各地的政治主張等等。我們談到了俄國、中國、法國和我們自己的國家。這期間，我一直在想，儘管我們誰都沒有說事情從根本上出了差錯，但我們所說的話中顯然隱含着那個意思。我禁不住總要去思忖這樣一個現象——當我們只有兩人在一起時，我們所討論的內容往往跟三人在場時大相徑庭。兩人在一起就跟非黨人士沒有兩樣，總以批評的姿態探討政治問題。（所謂非黨人士，我是指那些不會說行話、在一個旁觀者看來不像個共產黨員的人。）一旦超過兩個人，氣氛便完全不一樣了。這一點在談論斯大林時尤爲明顯。儘管我打心底裏覺得他是個狂人和劊子手（當然，我始終忘不了邁克爾說過的那句話：在我們這時代，任何事物要想弄清其真相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很願意人們談到他時表現出純樸而友好的敬意。這是因爲那種敬意一旦被人棄之一邊，某些非常重要的東西也會隨之而去了。可笑的是，我總相信民主和正義的一天一定會實現。一個夢想就要破滅了——至少對於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是如此。
我們的談話變得漫無邊際起來，我主動起身弄茶，大家都爲會議即將結束而高興。我一邊弄茶，一邊記起上週收到的一個短篇小說。那是一位住在利茲3附近的同志寄來的。我讀了開頭幾行，便覺得它是一個諷喻性的習作。我發現它在有意模仿某一類作品，其技巧倒也十分嫺熟。然後我意識到它是嚴肅的——當時我還搜索起自己的記憶，意欲從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幻想。我覺得重要的是，它詼諧中不失嚴肅，你完全可以把它當做一個諷刺性作品來談。在我看來，它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事物的支離破碎，痛苦的分裂感與我此刻對語言的感受相關，這是語言的貧困與經驗的厚重之間的矛盾。我終於把茶弄好了，我說我要給他們讀一篇故事。
（此處有幾頁粘在一起的普通的書寫紙，它們是從藍色的便箋簿上撕下來的，字寫得十分工整。）
當泰德同志得知自己已被選入教師代表團即將出訪蘇聯時，感到十分自豪。一開始，他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覺得自己不配得到如此的榮譽。但他決不會錯過這個造訪第一個工人當家做主的國家的機會！偉大的一天終於到了，他和其他同志在飛機場集合。代表團裏有三位教師不是共產黨員，但他們也都是好樣的。泰德覺得這次飛越歐洲大陸的旅行很愉快——他的激動每時每刻都在上升。當他終於在莫斯科某家旅館的一間價格昂貴的客房裏安頓下來時，他簡直激動得有些忘乎所以了。代表團到達時已近半夜，這樣，第一次見到共產黨國家的興奮之情只有等到天明再表達了！泰德同志在客房裏一張供他使用的桌子邊坐了下來——那桌子大得至少坐得下十個人——並開始寫他的日記。因爲他下決心要把旅途中珍貴的分分秒秒全記錄下來。這時，響起了敲門聲。他說：“請進！”原以爲進來的是代表團中的某個同志，結果卻是兩個戴布帽子，穿礦工靴的小夥子。其中一個說：“同志，跟我們出來一下。”他倆都有一張單純的臉。我並沒有問他們要把我帶到哪裏去。（我必須滿懷羞愧地承認，我當時因想起從資本主義報刊上讀到的那些故事而有點心情緊張——我們誰都不能倖免，都中了它的毒害！）我跟隨兩位友好的嚮導乘電梯下了樓。服務檯後的女子朝我笑了笑，並跟我的兩個朋友打了招呼。一輛黑色的小汽車正在等我們。我們坐了進去，肩並着肩，但沒有說話。轉眼間已來到克里姆林宮的塔樓前。路程顯然很短。我們穿過大門，車子在一扇邊門前停了下來。我的兩個朋友下了車，爲我打開車門。他們笑着說：“跟我們走吧，同志。”我們登上大理石鋪就的寬敞的樓梯，它的兩側琳琅滿目掛滿了藝術品。我們然後進入一條簡樸的小走廊。我們在一扇普通的房門前停了下來，那門跟別的門沒有什麼兩樣。其中一位嚮導敲了門。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進來。”兩位年輕人又朝我笑了笑，還點了點頭。他們挽着手臂下樓去了。我壯着膽子走進房間，心裏多少有一點預感，知道自己將見到什麼人。斯大林同志就坐在一張普普通通，因使用過久而顯得有些陳舊的書桌後，身上穿着襯衣，嘴裏叼着菸斗！“進來，同志，坐下吧。”他慈祥地說。我看着那張慈祥的臉和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睛，心裏不再緊張了，於是坐了下來。“謝謝您，同志。”我坐在他的對面說。接着是一陣短暫的沉默，他微笑着審視着我。然後他說：“同志，請原諒我半夜三更打擾您……”“哦，”我趕緊打斷他，“全世界都知道您是個工作到深夜的人。”他用他那隻工人的大手掠了掠額頭。我從那上面看見了疲勞過度的痕跡——他是在爲我們操勞啊！他是在爲全世界操勞啊！我感到自己既自豪又渺小。“我這麼遲打擾您，同志，是因爲我想聽聽您的意見。我聽說你們國家派來了一個教師代表團，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我所知道的，什麼都行，斯大林同志……”“我老是在想，有關我們的歐洲政策我是否有了正確的瞭解，尤其是我們對不列顛的政策。”我靜靜地聽着，但我感到無比的自豪——是的，這是一個真正的偉人！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領導人那樣，他隨時準備聽取像我這樣普普通通的黨的幹部的意見。“同志，如果你能大致說說我們對大不列顛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我將非常感激。我知道，你們的傳統跟我們的傳統有很大的差別，我意識到，我們在制定政策時沒有把這些傳統考慮進去。”我這時的心情開始平靜了下來。我告訴他：我常常覺得蘇聯共產黨在處置大不列顛的問題上犯了許多錯誤。我覺得這都是由資本主義勢力出於對這個蒸蒸日上的共產主義的國家的仇恨而強行採取孤立的政策造成的。斯大林同志傾聽着，抽着菸斗，一邊還點着頭。當我變得有些猶豫不決時，他便再三說：“請繼續說下去，同志，別害怕，把心裏所想的全說出來吧。”我這樣做了。我從分析英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開始，說了將近三個小時。他按了一次鈴，另外一位年輕的同志用托盤端上兩杯俄國茶，其中一杯就放在我的面前。斯大林啜了一小口，一邊聽一邊點頭。我把我認爲正確的對英政策扼要地說了一篇。當我說完時，他爽快地說：“謝謝您，同志，我現在才知道我太不瞭解情況了。”他然後看了看錶說：“同志，很抱歉，太陽昇起以前我還有許多事要處理。”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我握了握它。“再見，斯大林同志。”“再見，來自英國的好同志。再次感謝您。”我們交換了一個無言的微笑。我知道我的眼睛溼潤了——我將爲這些眼淚自豪一輩子！當我離開時，斯大林又裝上菸斗，他的目光已經落在那一大堆等他審閱的公文上。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過去了，我走向門口。那兩位年輕的同志正在等我。我們相互心領神會，交換了微笑。我們的眼睛都溼潤了。我們驅車悄悄地回到旅館。一路上我只說了一句話：“那是一位偉人。”他們點了點頭。回到旅館後，他們陪我回到我的房間，默默地握住我的手。然後我繼續記我的筆記。此刻確實值得記一記了！我伏案寫作一直到太陽昇起，心裏一邊想着半英里以外那位和我一樣沒有睡覺，爲了我們大家的命運而工作着的全世界最偉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