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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自己說：真不明白爲什麼我仍覺得這一點如此難以接受，即：文字有缺陷，就它的本質來說，它不夠準確。要是我認爲文字能表達真理，我就不會記這些不讓任何人看——當然，湯姆是個例外——的筆記了。
那個晚上她幾乎一夜沒睡。她清醒地躺着，回顧那些她已非常熟悉的思想，甚至它們一出現她就感到厭煩——政治上的思想，我們這時代的種種行動模式。這是向平庸陳腐的滑落，因爲與往常一樣她的結論是：她的任何行動都不帶信仰，無所謂“好”或“壞”的信仰，而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只希望會有好結果，再沒有比這進一步的信仰。而持這種態度，她很可能會不知不覺作出使自己喪失生命，喪失自由的決定。
她很早就醒了，不久便發現自己竟站在廚房的中央，兩隻手中滿是剪報和圖釘，她那大房間的四面牆上，凡她夠得到的地方，全釘滿了剪報。她喫驚得忙把新的剪報和一摞摞的報紙雜誌推在一邊。她在想：既然第一個房間四壁釘滿了我也沒感到驚愕——或至少，沒驚愕得停止剪報，那在第二個房間的牆上釘剪報，也不應該大驚小怪。
然而，她卻有一股衝動，不想再釘那些提供難以理解的信息的剪報了。她站在大房間中央，要求自己把釘在牆上的剪報都清除掉。但她下不了手。她又在屋裏沿牆走着，從一條看到另一條，想將一句句話，一段段文字互相協調一致起來。
正在她這麼做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摩莉的一位朋友打來的。一位美國的左翼人士需要找個房間住幾天。安娜開玩笑說，如果那人是個美國人，他一定想寫一部史詩般的小說，正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療，並正在和他的第二個妻子鬧離婚；但仍然說他可以來住。那人後來打電話來說，他下午五點鐘過來。爲了迎接客人，安娜打扮了一下，並意識到除了上街買點兒食品和圖釘之外，她已好幾個星期沒修飾打扮了。快到五點的時候，那人又來電話，說一時不能來了，他得去見一位代理人。他談到了與代理人約會的一些細節，這給安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幾分鐘後摩莉的朋友又來電話，說米爾特（那個美國人）要到她家參加聚會，安娜願不願意也來參加？安娜很惱火，但她隨即打消了這份懊惱，拒絕了邀請，又穿上她的晨衣，坐回到四面圍滿報紙的地板上。
那天深夜，門鈴響了。安娜打開門，見到了那個美國人。他爲沒先打來電話而道歉，她則爲自己沒穿禮服而致歉意。
他很年輕，據她判斷，大約三十歲。濃密的褐色頭髮，一張瘦削的聰敏的臉，戴了副眼鏡。他是那種精明能幹又聰慧的美國人。她很熟悉這樣的美國人：“肯定”他比相當年齡的英國人要老練世故百倍，她這個說法的意思是，他是在某個爲歐洲所陌生的並充滿絕望和冒險的國家裏長大的人。
他們上樓的時候，他開始爲自己先去見代理人而道歉，她卻打斷了他的話，問他晚上的聚會玩得是否痛快。他突然哈哈大笑，說，“喲，我的謊話被你戳穿啦。”“你任何時候都可以說要去參加聚會的。”她說。
他們來到廚房裏，微笑着打量對方。安娜在想：身邊沒男人的女人，碰上個男人，不管什麼年紀，什麼樣的男人，都不可能心如枯井，即便是一剎那的閃念。或許這便是那個男人了。這便是他撒謊我要惱火的原因了。這些時常冒出來的感覺，實在太無聊乏味。
她說：“你想看看房間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