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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那些年,我們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當我從牀上爬起來,拖拖沓沓走向衛生間,哈桑早已洗漱完畢,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禱,幫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塊方糖的熱紅茶,一片塗着我最愛喫的櫻桃醬的饢餅,所有這些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我邊喫邊抱怨功課,哈桑收拾我的牀鋪,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課本和鉛筆。我聽見他在門廊邊熨衣服邊唱歌,用他那帶鼻音的嗓子唱着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後,爸爸和我出發,開着他的福特野馬轎車——會引來豔羨的目光,因爲當時有部叫《警網鐵金剛》的電影在電影院已經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麥奎因在影片中就開這種車。哈桑留在家裏,幫阿里做些雜務:用手將髒衣服洗乾淨,然後在院子裏晾乾;拖地板;去市場買剛出爐的饢餅;給晚餐準備醃肉;澆灌草坪。
放學後,我跟哈桑碰頭,抓起書本,一溜小跑,爬上瓦茲爾·阿克巴·汗區那座就在爸爸房子北邊的碗狀山丘。山頂有久已廢棄的墓園,各條小徑灌木叢生,還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風霜雨雪鏽蝕了墓園的鐵門,也讓那低矮的白色石牆搖搖欲墜。墓園的入口邊上有株石榴樹。某個夏日,我用阿里廚房的小刀在樹幹刻下我們的名字:“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這些字正式宣告:這棵樹屬於我們。放學後,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椏,摘下一些血紅色的石榴果實。喫過石榴,用雜草把手擦乾淨之後,我會念書給哈桑聽。
哈桑盤腿坐着,陽光和石榴葉的陰影在他臉上翩翩起舞。我念那些他看不懂的故事給他聽,他心不在焉地摘着地上雜草的葉片。哈桑長大後,會跟阿里和多數哈扎拉人一樣,自出生之日起,甚至自莎娜芭不情不願地懷上他那天起,就註定要成爲文盲——畢竟,僕人要讀書識字幹嗎呢?但儘管他目不識丁,興許正因爲如此,哈桑對那些謎一樣的文字十分入迷,那個他無法接觸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我給他念詩歌和故事,有時也念謎語——不過後來我不念了,因爲我發現他解謎語的本領遠比我高強。所以我念些不那麼有挑戰性的東西,比如裝腔作勢的納斯魯丁毛拉和他那頭驢子出洋相的故事。我們在樹下一坐就是幾個鐘頭,直到太陽在西邊黯淡下去,哈桑還會說,日光還足夠亮堂,我們可以多念一個故事、多讀一章。
給哈桑念故事的時候,碰到某個他無法理解的字眼,我就十分高興,我會取笑他,嘲弄他的無知。有一次,我給他念納斯魯丁毛拉的故事,他讓我停下來。“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哪個?”
“昧。”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我一臉壞笑地說着。
“不知道,阿米爾少爺。”
“可是這個詞很常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