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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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他到了山下，走到大路上時，那又是更加非同尋常的事了。行人見他獨自一人，沒帶任何隨從，都流露出一種驚訝的神情，並且努力閃到一邊，爲他讓出足夠他和他的隨從走的空間來。在整個路途中，行人一見他，就驚訝地朝其周圍看了看，向他微微鞠躬，減緩步伐，以便走在他的後面。一到那個村莊，他便發現有很大一羣人聚集在一起。他的名字很快便被人們傳開了，他一露面，人們就趕緊往後退，爲他讓路。接着，他便朝着其中一人走去，向他詢問紅衣主教在哪兒。“在牧師家裏。”被問的人一邊回答，一邊爲他指出是哪一座府邸。隨後，無名氏先生便朝那裏走去。他進入一個小庭院，那兒聚集着很多牧師，牧師們一見到他，都流露出一種驚訝而又懷疑的神情。他又看到他的前面有一扇大門，此門通向另一個小客廳，那裏也聚集着很多牧師。隨後，他從肩上取下自己的卡賓槍，將其置於這個小庭院的一個角落，接着便走進了客廳。那裏的牧師們驚訝地打量着他，不停地嘀咕着，重複着他的姓名，隨後便全都安靜了下來。他轉向其中一位牧師，向其打聽紅衣主教在哪兒，還說自己想同他談談。

“我也是初到這兒。”那位牧師回答說。不過，他快速地朝四周瞟了一眼，呼喚着一位舉着十字架的牧師。這位牧師坐在大廳的一個角落，正低聲地對他的同伴說道：“這個人？這個臭名昭著的人，他到這兒來幹什麼？快讓開！”然而，在這一片寂靜之中，他聽到了同伴在呼喚自己，於是不得不朝那兒走去。他微微地向無名氏行了行禮，傾聽着他的詢問，一雙不安而又好奇的眼睛注視着他的臉頰。然後，他突然盯着地上，站在那兒猶豫了一會兒，隨後吞吞吐吐地說道：“我不知道尊敬的大主教是否……此時……會在……可能……或許……但是我還是去看看吧。”他極不情願地走進旁邊的屋內，向紅衣主教彙報這一消息。

故事講述到這兒，我們不得不稍稍停頓一會兒，就像一個遊客，在經歷了一段較長的旅行，穿過荒涼的地區之後，肯定精疲力竭了，只好放慢速度，在一棵大樹的綠蔭之下停下片刻，斜靠在一片挨着小溪的草地旁休息一樣。此刻我們遇見的這人，無論何時回憶起他的姓名都會給人尊敬之感，和愉悅的同情之感。在目睹了這麼多痛苦的場面和如此令人害怕和可惡的場景之後，這一感覺就更加強烈了。所以，一定得花費一些筆墨來敘述此人的情況。誰要是不願傾聽這些，而想急於知道這個故事是如何進展的，不妨跳過此段，直接進入下一章。

費德里戈·博羅梅奧出生於1564年，屬於那種極其稀罕的人物。他將自己非凡的才華、富裕的資源、優越的地位、堅持不懈的毅力獻給了高標準的事物和準則的研究及實踐。他的生活就像一條小溪，從岩石中流出，清澈見底，永不停歇，永不渾濁，不停地流經無數的陸地、田野，最後流進了海洋。儘管身處安逸而奢華的環境，但是他從孩提時代起，就謹記克己和謙虛的原則，謹記驕奢淫逸是空虛，驕傲自滿是罪過的準則，謹記什麼是真正的高貴和富裕的教導。所有這些，不管人們的內心是否承認，都已經在宗教的基本教育中，從一代傳到另一代了。我是說，他注重這些準則和言辭，並且真心誠意地接受它們、領會它們，發現它們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他認定其他與之相反的準則和言辭都是不真實的，儘管它們也是世代相傳，有時還出自於同一些人的口中。就這樣，他下定決心，要將那些千真萬確的事作爲其行動和思想的準則。通過這些，他明白了，生活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並非生來就是一種負擔；生活也並非只對那些少數人來說纔是快樂。生活對於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奉獻，每個人都應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他從孩提時代起，就已開始考慮要怎樣做一個有用而又神聖的人。

1580年，費德里戈·博羅梅奧宣佈他決心獻身宗教事業，並從堂兄卡洛手中接過教袍。在當時，卡洛早已享有很高的聲譽，還被人們稱爲聖人。過了不久，他便進入了一所由他的堂兄在帕維亞建立的神學院，這神學院是以他們的姓氏命名的。在那兒，他勤奮地完成了規定的任務，還自願承擔了另外兩項義務：向那些愚昧無知之人和那些流浪漢灌輸基督教教義，去拜訪、安慰、幫助病人。他利用自己在周圍樹立起的威望影響自己的同伴，讓其同自己一起行善。在做每一件正當、有益的事情時，他的優秀品格都驅使他義無反顧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當時的社會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後來，當他的地位能夠爲他帶來種種好處的時候，他不只無意去追求，而且想盡種種法子去迴避這些好處。他的飲食與其說是簡單的，毋寧說是寒酸的；他的衣着與其說是樸實的，毋寧說是陳舊的。不過，他的整個生活趨向和行爲都是與這些準則相符合的。他認爲根本沒有必要改變這一切，儘管有些親戚極力反對他的這種行爲，還抱怨說他這樣做有損他們整個家族的顏面。此外，他還得同自己的導師們進行另一斗爭：他們常常悄悄地、出其不意地，努力想在他的身前、身後以及四周安放一些更加高貴的裝飾物，一些可以將他與其他人分辨開來的裝飾物，使他顯得與衆不同。他們或許認爲，通過這樣做，長期以來便能討好他。或者由於受到過分屈從的奴性的驅使，他們對他人的榮耀感到很自豪，並能滿足自己的虛榮心。或許，他們屬於那種謹小慎微的人，無論是對至善的美德還是至惡的惡行，都驚恐地避而遠之，他們始終宣稱完美在於中庸，並將中庸視爲他們達到的目標，覺得在中庸的狀態下感覺很自在。費德里戈不僅拒絕了這些好意，還譴責了一些過分殷勤的人，而這就是他童年時期和青年時期的境況。

紅衣主教卡洛在世期間，可以說是一位既莊重而又有權威的人士，他深受人們的尊敬和愛戴，比費德里戈大二十六歲。因此，面對這麼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輩，無論是孩提時代的費德里戈還是青年時代的費德里戈，都竭力使其作爲自己行動和言語的楷模，這當然並不令人感到驚奇。不過，確實，在他死後，沒有人能夠看出那時年僅二十歲的費德里戈，缺乏一位導師和監督者。他的天賦、才能、虔誠不斷增加了他的威望；而他同不止一位有權勢的紅衣主教的關係和聯繫，以及他的家族的名聲，還有他本人的名字——卡洛，幾乎已在人們的思想中將其與神聖、高貴結合在一起，所有會而且能將其引上基督教的高位的東西，都集於他一身，預示着他會擁有這些成就。然而，他心中卻確信，沒有哪個信奉基督教的人能夠在口頭上否認這一點，即一個人只有始終爲他人服務，纔有資格擔任高位，而他恰恰就害怕高位，所以就儘量設法避免。當然，這並非是說他不想爲人們服務才選擇逃避——很少有人像他這樣用生命來爲人們服務——而是因爲他認爲自己不配也很難勝任這一崇高而又危險的職位。就因爲這些原因，1595年，當他在被教皇克萊門斯八世授予米蘭的大主教時，他顯得很焦慮，並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不過，後來，由於無法違背教皇的命令，他只好接受了。

那樣謙虛的表示，誰會不知道呢？它做起來並不困難，也不罕見。不過，對於虛僞之人來說，這樣做並不需要花費很大的努力；而對於滑稽之人來說，在每一個場合下嘲笑這樣的謙虛也是很低俗的。不過，難道人們因此就要停止流露出這樣英明而又聖潔的情感嗎？生活是言語的試金石。這種情感的言語，儘管有時候會出於一些騙子和嘲弄者之口，但是隻要它們引導和伴隨着一種正直的、自我犧牲的生活，那就是美好的。

費德里戈就任大主教後，總是特別注意不爲自己謀取財富、花費時間，也不對自己有任何的照顧，除非出於特殊的需要。他說，正如大家所說的那樣，基督教的收入是貧窮之人的財產，而他在現實生活中所展現出的格言，顯然就是源於這一事實。他做了估算，計算出他和僕人們每年要開銷的總價是六百斯庫多（斯庫多是當時的金幣名，它的重量和價值從未改變，後來又被稱作澤基諾），於是便下令說，這筆錢每年都從他的個人收入中撥給教會，由教會開支。他在自己的開支中是那麼的節約，那麼的精打細算，以至於從來不會扔掉一件還未完全穿爛的衣服。不過，正如當時的作家所記錄的那樣，他生來喜愛簡樸，並酷愛整潔。而事實上，在他那個年代，兩個不同尋常的特徵便是擺闊和骯髒。出於同樣的緣故，爲了使他節儉的餐桌上的殘羹剩飯一點兒也不浪費，他吩咐將每頓飯剩餘的食物送給貧窮院。他命令，貧窮院每天派一人前來餐廳，收集所有未喫完的食物。要不是費德里戈以他過人的膽量和宏偉的氣魄，花費巨大的投資，建成安布羅焦圖書館，那他的那些節儉的意圖很可能引發一系列的誤解，讓人們以爲這些只是目光短淺、微不足道、狹隘的善行，只是小事一樁，沒有宏圖大志。爲了使這個圖書館飽含圖書和手稿，他不僅收集了大量的勞力和費用，他還派出他能夠找到的八位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學者奔赴意大利、法國、西班牙、德國、弗蘭德、希臘、黎巴嫩和耶路撒冷收集書卷。通過這個方法，他一共收集到大約三萬冊印刷圖書和一萬四千份手稿。他還爲這個圖書館聘請了很多博士，剛開始時有九位成員，並且由他支付所有費用；後來由於收入入不敷出，於是減少到兩名成員。他們在辦公室裏邊從事各種不同的研究，比如神學、歷史學、典雅的文學以及東方語言，每個人都必須在他們所從事的科目上發表一些作品。爲此他還增設了一個學院，被稱爲“三語學院”，專門研究希臘語、拉丁語和意大利語；他還辦有另外一個學院，這個學院專門教學生們這幾種學科和語言，以便他們以後能夠成爲這方面的專家；他還爲東方語言和希伯來語設立了一個印刷辦公室，其中包括古巴比倫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亞美尼亞語；他還設立了一個畫廊，一個雕塑館和一所培養繪畫、雕塑和建築人才的藝術學校。就畫廊和藝術學校來說，他已經找到一些現成的教授，而對於其他學校，我們已經明白他花了多大精力去收集那些圖書和手稿，如今，他也花了這樣大的努力去物色別的教授。毋庸置疑的是，要找到印刷這些語言使用的鉛字更困難，因爲這些語言當時在歐洲的學習遠不及現在廣泛，而比鉛字更難找的是那些懂得這些語言的人。只稍舉這樣一個事實：書院的九位教授當中，有八個是從神學院裏那些年輕的學生中挑選出來的，這就足以說明，他對那時的學術水平和學者名不符實的聲譽，是頗爲不滿的。他的這個觀點和後代子孫的觀點是一致的，因爲後人已完全遺忘了這兩者。在他所制定的有關圖書館的用途和管理的規章制度中，有一條很明確地表示他對圖書館長久用途的規定。這種規定不僅本身令人欽佩，而且在其他許多細節方面也非常明智、優雅，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普通思想和習慣。他要求圖書管理員和歐洲一些學識淵博的人保持聯繫，這樣他可以及時收集有關科學現狀的信息和一些即將出版的著作的消息，以便能夠及時購買。他授權給圖書管理員，要他向學生們推薦能夠在設計上對他們有所裨益的書籍，還下令圖書館對所有人開放，不論是本市市民還是外地人，都可以充分利用圖書館裏的藏書。如今看來，這種規章制度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圖書館的建立不就是爲此目的嗎？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人們卻不以爲然。費德里戈逝世後，一個名叫彼爾保羅·波斯卡的人擔任了圖書管理員，並寫了一本有關安布羅焦圖書館歷史的著作（該作品用當時流行的優美的文體寫成）。該著作明確指出，這座完全由一個人出資建造的圖書館裏面的藏書對所有人都開放，所有有需要的讀者都可以借閱館內書籍，還可以自由地在圖書館裏面學習。爲了方便讀者做筆記，圖書管理員還爲他們提供了筆、墨水及紙張。然而，在意大利其他一些有名的公共圖書館裏，人們幾乎看不到任何藏書，這些書都被藏在書櫃裏，從來不被開啓。只有在圖書館主席偶爾大發慈悲的時候，它們才得以見見天日，出來展示一下。這些人從未想過爲時常來圖書館借閱的人提供方便之類的問題。因此，用圖書來裝潢這樣的圖書館，就意味着不讓公衆閱讀和利用這些藏書。這就相當於以前常有的、至今仍然存在的諸多使土地更加貧瘠的耕作方法中的一種。

去查究費德里戈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資有什麼好結果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按照通常的辦法，一兩句話就能說明清楚，那就是要麼取得不可思議的成就，要麼一事無成。但是如果一定要在某種程度上去研究清楚，去解釋清楚到底產生了什麼效果，那這必然也是一件困難重重、毫無利益並且花費時間的事。與其去做這樣的探究和思考，還不如讓我們想想謀劃這一事業的該是多麼慷慨、多麼有見地、多麼樂善好施、多麼執着地致力於人類發展的一個人啊。他的計劃規模如此之龐大，並且當時社會的愚昧無知、懶惰性情以及對所有好學之人的蔑視行爲使這項工作更難開展下去。然而，他不顧“這事有那麼重要嗎”“除了這事還有別的事可以做啊”“這簡直就是異想天開”“這事也確實有不足之處”之類的詰問，依然實踐了自己的計劃。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議論之多，肯定超過了他爲這項事業所花費的金錢數目——十萬零五千斯庫多，絕大部分是他個人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