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啓示錄的慰藉 專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謎 (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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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力圖說服我，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現在沒有這種人。理想都是廢話和童話。我們的人不論怎樣都不會用進口舊汽車和申根簽證護照去交換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了。而我仍舊相信，人類還是要走向社會主義，走向公平公正，沒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國，看看法國，還有瑞典方案。俄羅斯式的資本主義有什麼價值？對“小人物”那麼蔑視，對沒有百萬金錢、沒有奔馳的人們那麼蔑視。取代紅色旗幟的是基督教復活和消費崇拜，人們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沒有買到什麼東西。想想看，一個國家的分崩離析難道只是因爲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寫書的人就是這樣想的。而人類，正常的人類不是活在歷史中的，他們活得很簡單——戀愛、結婚、生子、蓋房子。一個國家居然會由於缺乏女靴和廁紙而垮臺，因爲買不到橙子，因爲買不到該死的牛仔褲而消失掉！現在我們的商店像博物館一樣，像劇院一樣。他們想讓我確信範思哲和阿瑪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類所必需的，但是這些東西已經夠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騙局和票據。自由就是金錢，金錢就是自由。而我們的生活一錢不值。瞧，就是這樣，就是這樣……您明白嗎，我甚至找不出一個詞語來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孫子們，他們真可憐，每天在電視上被灌輸這些東西。我很不認同。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個共產黨員。
我們長時間地中斷了談話。茶也沒有換，不過這次端來了女主人自己製作的櫻桃果醬。
1989年，那時候我已經是區黨委第三書記了。我從一所中學被調專職去做黨的工作，在學校時我教的是俄語和文學，最喜歡的作家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當上級提議我當區委書記時，我很害怕。這是一種責任！但是我毫不猶豫，我有一種真誠的衝動，就是爲黨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鄉。我平時不戴首飾，但那次我給自己買了一些廉價項鍊，媽媽看着我驚奇地說：“你看着像女王一樣。”她爲我而欣喜，當然不是因爲項鍊！爸爸對我說：“我們誰都不會來找你要求任何照顧。你必須廉潔奉公。”父母爲我驕傲，爲我幸福！而我呢，我……我還擔心什麼？我是否相信黨？誠實地回答：我那時相信，現在也相信。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從來都沒有和我的黨證分開過。我是否相信共產主義？坦白地說——我不會說謊——我相信公平社會的建立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現在我也相信。說什麼社會主義時代的生活很糟糕，這些話我都聽厭了。我爲蘇聯時代驕傲！那時候當然沒有奢華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愛和友誼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時候我們都聚精會神地聽作家和藝術家的演講和歌唱，現在都不再有了。在體育場裏，那些原本屬於詩人的位置被巫師和通靈者佔據了。現在人們就像非洲人一樣相信女巫。而我們呢，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有激情，我們的蘇聯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種文明，權力屬於人民！反正我心裏很不平靜！今天您在哪裏還能看到擠奶女工、車工和地鐵機械師？沒有了。報紙上沒有他們，電視屏幕上沒有他們，克里姆林宮頒發勳章獎章也沒有他們，哪兒都沒有他們了。到處都是“新英雄”：銀行家、商人、模特和電影女星，還有經理。年輕人還能適應，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擋在新世界大門外，在貧困中死去，被人遺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笑）我從報紙上看到，戈爾巴喬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還這樣說我們：“共產黨員住在豪華宮殿裏，用大調羹喫魚子醬。他們爲自己建造了共產主義。”天哪！我帶你們到我的“豪華宮殿”來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兩居室，總面積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麼都沒有隱藏：蘇聯式的水晶器皿，蘇聯式的金飾品……
（那麼特權醫院、特供口糧，還有內部排隊分住房和官方別墅，還有黨幹療養院什麼的呢？）
實話實說？這些麼……是有過的……在那邊更多。（她舉起手朝上邊指了指）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層，是最底下的一層。和基層羣衆在一起，永遠受到羣衆監督。如果確實在哪些地方有你說的那種情況，那我不爭辯，不否認！和你們一樣，我也是在改革派報紙上看到的，說中央書記的孩子們飛到非洲去打獵，買鑽石。不過那也比不上現在的“新俄羅斯人”的那種生活，比不上新俄羅斯人的城堡和遊艇！看看他們在莫斯科周圍建造了什麼：宮殿！兩米高的石頭圍牆，電網，電視監視器，武裝警衛，就像是國中之國或者祕密軍事目標。難道是電腦天才比爾·蓋茨住在這裏？還是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卡斯帕羅夫？反正是贏家。國內戰爭沒有打，勝利者卻已經出現。他們就用石頭牆防禦，他們要防範誰？防範人民？那時候人民只想趕走共產黨員，盼着美好時光來臨，過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沒有出現，卻出現了這些千萬富豪和十億富豪，黑幫！光天化日之下有人開槍……在我們這裏，人們砸了一個商人的陽臺。但他們不害怕任何人，他們乘坐裝了鍍金廁所的私人飛機，還到處自誇。我在電視上親眼看見，有個富豪還顯擺他那塊價格等於一架轟炸機的手錶。另一個富豪的手機上鑲滿了鑽石。整個俄羅斯沒有一個人高喊這是一種恥辱！卑鄙！曾幾何時有烏斯賓斯基和柯羅連科，還有肖洛霍夫給斯大林寫信捍衛農民的利益。現在我也想這麼做……您問我，可是我倒是想請問您：我們的精英都在哪裏？爲什麼我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的都是順着別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寧[5]的理由寫的觀點，而不是奧庫扎瓦、伊斯坎德爾……這些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你們讓出了自己的位置？放棄自己的椅子，卻第一個奔到寡頭的桌子上去喫麪包屑，去爲他們服務？俄羅斯知識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僕人的。現在誰都沒有留下來，沒有人再談精神，除了牧師。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裏？
我們這一代共產黨員和保爾·柯察金很少有共同點，與挎着皮包、帶着左輪手槍的第一代布爾什維克也沒有什麼相似之處。我們從他們那裏繼承下來的只有一些軍事術語：“黨的戰士”“勞動前線”和“豐收會戰”。我們早已感覺不到自己是黨的戰士了，只是黨的服務員和職員。留存下來的只剩下“光明未來”的禮儀：列寧畫像掛在大禮堂，紅旗放在角落裏，只有典禮和形式。已經不需要戰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來吧，幹吧！”而不是像從前那樣：“把黨證放在桌子上。”上級下令，立即執行，隨時報告。黨已經不再是軍事指揮部，而是一部機器，官僚機器。我黨很少招募人文科學家，從列寧時代起黨就不完全相信他們。關於知識階層列寧曾經這樣寫道：“他們不是大腦，而是國家的糟粕。”所以像我這樣學習文學的幹部是很少的。幹部都是從工程師、畜牧師中培養出來——從製造機器、生產肉類和穀物的專家中提拔起來的，而不是從人文學者中提拔。集體農莊大學是幹部的熔爐。需要的就是工農子弟。幹部要來自於人民，這項政策已經貫徹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徵召一個獸醫做黨務工作，一個全科醫師卻不行，絕對不行。我也從來沒有見到過抒情詩人和物理學家擔任黨的幹部。怪吧？黨的內部從屬關係，就像軍隊一樣，提升很慢，得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向上爬：先是區委的文員，然後是科室主任、指導員、第三書記、第二書記……我在十年時間裏走過了所有階梯。現在呢，初級科研員或者實驗室主任就可以執掌國家，集體農莊主席或者電工直接可以成爲總統。從集體農莊一步就升到國家級別！這種情況只有在革命中才會發生（這個問題好像是針對我，又像是針對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定義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甚至沒有人嘗試解釋一下，我們到底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除了香腸之外，我們還有什麼思想？我們在建設什麼？我們向前進，走向資本主義的勝利？是這樣的嗎？我們罵資本主義罵了一個世紀：怪物、魔鬼……現在我們又因爲要與他們一樣而感到驕傲了。如果我們和所有人都一樣了，又有誰對我們有興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體人類的希望……（諷刺）所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感覺就像不久前對共產主義的感覺那麼美好。都在做夢啊！他們審判馬克思，譴責理想……理想成了殺手！但我認爲應該加罪於那些執行者。我們實行的是斯大林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現在我們則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既不是東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國，也不是共和國。東闖西撞，就像是……我還是閉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麼樣，反正在我們這裏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車擋風玻璃上，掛在公共汽車上。拖車司機們尤其喜歡他，穿着大元帥禮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麼啊？人民就這樣說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來的，就好像木刻一樣，想要什麼，就能做出什麼。我們的生活就是在勞改營和暴亂之間搖擺，現在這個鐘擺正好懸在中間，全國一半人都期待出來一個新的斯大林。只有他來到，才能帶來秩序。（再次停頓）在我們區委，當然也有很多人議論斯大林。黨的神話代代相傳。大家都喜歡談論以前是如何在大老闆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時代的規矩是這樣的：要是中央部長級幹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話，一般幹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長這個級別的呢？喝茶的時候也沒有配三明治，不過可以配有一塊白色餐巾。他們已經夠顯赫了，都爬到奧林匹斯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還要爭先恐後地擠位置……這種狀況不論是在愷撒大帝還是彼得大帝時代都是一樣的，而且將永遠如此。你們欣賞那些個民主派，可是他們抓住權力後也是馬上就利用起來，幹什麼呢？也是要爲自己多喫多佔，找一個聚寶盆。沒有一次革命能消除這種非法謀私。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葉利欽曾經與特權鬥爭，自稱民主鬥士，可是現在呢，當人們奉承他是鮑里斯沙皇時，他不是很喜歡嗎？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寧[6]的《該詛咒的日子》我讀了好幾遍（她從書架上拿下這本書，找到書籤讀起來）：“我記得，就在《敖德薩新聞》所在的那幢樓門外，曾經有一個老年的工人，那是布爾什維克當權的第一天。突然從大門裏跳出一幫男孩子，帶着一包包剛剛印出來的‘號外’大聲叫賣：‘敖德薩的資產者捐出500萬！’那位老工人氣喘吁吁，好像被憤怒和幸災樂禍嗆得說不出話來：‘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覺得這話聽起來很熟悉嗎？我覺得……是的，似曾相識。在戈爾巴喬夫年代，第一波造反開始的時候，人民聚集到廣場上要求麪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菸草，真可怕啊！很多黨員幹部發了中風和心肌梗死。就像黨教導我們的那樣，“在敵人環伺下”，“在陷入圍困的要塞中”。我們一直爲迎接世界大戰做準備，更擔憂核戰爭，卻沒有料到內部的崩潰。沒有預料到，從來沒有……我們已經習慣五月和十月的隊伍和標語：“列寧事業永存！”“黨，我們的舵手。”而現在的人們並不是有組織的隊伍，而是自發的勢力。他們不是蘇聯人民，而是另一種人，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標語也完全不同：“把共產黨員送上法庭審判！”“打爛共產主義害人蟲！”讓人立刻想起新切爾卡斯克[7]。當時的消息是被封鎖了，但是我們都聽說了，就像赫魯曉夫時代飢餓工人走上街頭一樣，當時對他們開了槍……那些活下來的人都被送到了各個勞改營，至今他們家人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而現在……現在是改革了，不可能開槍，也不能鎮壓，必須對話。但是我們當中誰能夠走到人羣中去演講？對話開始，苦口婆心地勸說……但我們只是機關工作人員，並不是演說家。我也在課堂上痛斥過資本家，捍衛美國黑人。我的辦公室裏擺着五十五卷的《列寧全集》，但有誰真正讀過嗎？在大學裏都是考試之前瀏覽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戀屍癖”啦。
恐慌變成了恐怖。普通幹部、指導員、區委和州委書記們——我們都不敢走到工廠面對工人，走到校舍面對學生。連電話鈴聲都讓我們害怕。如果他們突然又問到薩哈羅夫或者布科夫斯基[8]，我們該怎麼回答？他們到底還是不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了？如何評價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和沙特羅夫的短劇集？上面沒有任何指令下來。早先上級對你說：你完成了任務，在生活中貫徹了黨的路線。可是現在呢，教師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年輕導演在工廠俱樂部排練被禁的話劇。上帝啊！在一個紙板工廠，工人們用手推車把廠長推到了大門外。他們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鐵索繞上列寧紀念碑，拉倒了它。人羣向列寧做出輕蔑的手勢。黨組織消失了……我還記得失魂落魄的黨員們，拉下窗簾坐在辦公室裏。在區委大樓入口處，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裝的民警值班。我們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習慣性地害怕我們。後來他們不再害怕了……數千人聚集在廣場上，我還記得他們的標語：“來個1917吧！革命吧！”我都驚呆了。專業技校的學生怎麼也和他們站在一起了，年輕的孩子們，還是一羣小公雞啊！有一次，一羣人民代表到區委來了：“給我們看看你們的特供店！你們那兒應有盡有，我們的孩子卻餓得暈倒在課堂上。”他們在我們的餐廳沒有發現貂皮和黑魚子醬，但還是不相信：“你們在欺騙老實的人民。”一切都動搖了，被撼動了。戈爾巴喬夫很軟弱，搖擺不定。他應該是想捍衛社會主義的，但是又想搞點兒資本主義……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歐洲受讚揚，在美國受歡迎。在歐美那邊，人們對他拍手稱好：“戈爾比[9]！戈爾比！戈爾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談改革……（沉默）
社會主義就在我們眼前死亡了。這些鐵血小青年衝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