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啓示錄的慰藉 專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謎 (第6/10頁)

S.A.阿列克謝耶維奇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時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偉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讀了索爾仁尼琴之後，才明白‘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很血腥的。這是個騙局……”

“……是恐懼促使我入黨……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槍殺了我爺爺，斯大林的共產黨員在莫爾多瓦的集中營毀滅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義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義，宣佈退出共產黨……”

這是必須要熬過去的經歷，恐怖得令人窒息……人們在區黨委排隊，就像在商店排隊一樣。他們是排隊交還黨證的。一個普通的女人朝我走來。她是個擠奶女工。她哭了：“我該怎麼辦？該做什麼？報紙上都說黨證得扔掉。”她辯解說她有三個孩子，她爲他們擔心。有人散佈流言說要審判共產黨員，把共產黨員流放出去。說是在西伯利亞已經修復了勞改營的木板房，手銬都運到了警察局……還有人說看見從卡車上卸下的手銬，都是油布蓋着的。真是驚心動魄的現實！但是我也記得一些真正的共產黨員，忠誠的理想主義者。有一個青年教師，他是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黨的，但是黨證還沒發給他，他就請求說：“你們馬上就會被查封了。請趕快給我簽發黨證吧，不然我就永遠都得不到了。”這個時候人的個性顯示得特別鮮明。有個老兵，全身掛滿戰鬥勳章，胸前就像是一面聖像牆壁！他把戰爭前線發給他的黨證退回來，說：“我不想留在叛徒戈爾巴喬夫的黨裏了！”人們都在展示着自己，鮮明，鮮亮。不論是生人還是熟人，甚至親戚，以前相遇時都會說：“你好嗎，葉蓮娜·尤里耶夫娜？”“身體好嗎，葉蓮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現在這裏的人們大老遠看到你，馬上就穿越馬路到對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區重點中學的校長，在這一切發生前不久，我們還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愛的土地》和《重生》兩本書的精神在他們學校召開過黨的科學工作會議。那時候他還發表過激情四射的報告，大談共產黨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的領導作用，我還曾經授予他證書。忠誠的共產黨員！列寧主義者！我的天啊！一個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開始辱罵：“你們的時代結束了！你們要對一切負責！首先是爲斯大林負責！”我委屈得喘不上氣，他這是對我說話嗎？！我父親曾經被關進勞改營……（幾分鐘後她才平靜下來）我從來沒有愛過斯大林。爸爸原諒他了，但是我沒有。我不原諒。（沉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報告之後，開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經是戈爾巴喬夫時代了，我被任命爲地區政治鎮壓受害者恢復名譽委員會主席。我知道，一開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檢察官和區委第二書記，但是他們拒絕了。爲什麼？也許他們害怕。在我們那兒，人們至今仍然害怕與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鐘也沒有猶豫——好吧，我同意。我父親受過苦。我爲什麼要害怕？第一次他們把我帶到一個地下室中，那裏有成千上萬的文件夾。一個案子只有兩頁紙，另一個卻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計劃那樣，按照《查出人民公敵並連根拔起》的文件進行分類……在八十年代，從區裏到州里都規定了平反數字，計劃必須完成或超額完成。還是斯大林的風格：開會、批評、處分。快做快做……（她搖着頭）我整夜整夜地翻閱那些卷宗。坦率地說，誠實地說……我恐懼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兄弟告發兄弟，鄰居陷害鄰居……只是爲了一個菜園，爲了住房和公用空間。在婚禮上還舉杯高唱：“感謝格魯吉亞人斯大林，讓我們穿上了橡膠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體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人隨時都可以……

在一個普通的公共住宅，五個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個人，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有兩個女鄰居是朋友：一個有五歲的女兒，另一個是獨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見的事情就是互相監視和偷聽。房間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間的人。生活……就是這樣啊。於是有一天夜晚“黑烏鴉”來了，那個有小女兒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帶走之前，還對自己的女鄰居喊：“如果我回不來，請好好照看我的女兒。不要把她送到孤兒院。”於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個女孩，房間也轉到了她的名下。女孩開始叫她媽媽，安妮雅媽媽……十七年之後，真正的媽媽回來了。她感激得把女友從手到腿腳吻了個遍。童話通常都應該在此結束了，可是生活卻有其他的結局，並不是幸福結局。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檔案開放後，上面來人問這位當時的勞改營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檔案嗎？”“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開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發者，那麼熟悉的字跡……原來就是自己的鄰居女友，“安妮雅媽媽”，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個女人——她也無法明白。回到家裏之後，她就上吊自殺了。（沉默）我是無神論者，但是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上帝……我記得……我記得爸爸說過的話：“勞改營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他還說過：“要是你今天死，明天就會輪到我，我不是在勞改營裏第一次聽到這些話，是從我們的鄰居卡爾普沙那兒聽到的。”卡爾普沙一輩子都和我父母吵架，就因爲我們家的雞踩踏了他的小菜園。他還拿着獵槍跑到過我們家窗戶下。（沉默）

8月23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被捕了。內務部長普戈開槍自殺。自殺之前，他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人們高興地歡呼：“普戈自殺了！”阿赫羅梅耶夫[16]元帥在克里姆林宮他自己的辦公室裏上吊自殺。還有一些離奇的死亡……蘇共中央總務部長尼古拉斯從五樓窗戶跳了下去，自殺還是他殺？這至今還是人們紛紛猜測的未解之謎。（沉默）怎麼活下去？怎麼敢上街？只要一上街，就會和別人碰面。我那幾年都是獨自生活。女兒嫁給一個軍官，去了符拉迪沃斯託克；丈夫死於癌症。每天晚上我獨自回到空空的公寓。我不是一個弱者，但是想得太多，難免害怕……一些想法總是出現，說實話……想法很亂……（沉默）有一段時間我們還是到區委上班，把自己關在辦公室裏，看電視新聞，等待着事態發展，也抱有一些希望。我們的黨在哪裏？我們列寧的黨是戰無不勝的！世界崩潰了……有一個集體農莊打來電話說：一羣男人帶着鐮刀和乾草叉子，還有獵槍，聚集在農莊的辦公室外，要捍衛蘇維埃政權。“一號”下令說：“讓人們都回家去吧。”恐懼……我們所有人都害怕，也有些人情緒很堅定。我知道幾個這樣的事實。但我們還是有畏懼感……

果然有一天，有人從區委會打電話來了：“我們必須查封你們的辦公室。給你們兩小時過來收拾東西。”（她說到這兒難掩激動）只有兩小時，兩小時……所有房間都要被一個專門委員會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實就是一個什麼鎖匠、一個年輕記者，還有一個已經有了五個孩子的媽媽，我之前就在集會上認識她了。她常常寫信給區委，給報社投訴……因爲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簡陋，就到處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處罵共產黨。我記得她的模樣……她這時候真是興高采烈了。當他們來到“一號”的辦公室時，第一書記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們。在我的辦公室，一個委員會成員走到窗口示威似的撕開窗簾，就是爲了我不能把窗簾帶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們還逼着我打開錢包檢查……幾年後我在街上又遇見這位五個孩子的母親。甚至我現在還記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傑伊。我問她：“您得到公寓了嗎？”她朝地區政府大樓揮舞着拳頭說：“這些流氓欺騙了我。”我繼續說……接下去怎麼樣了？……對，在區委大樓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們：“把共產黨員送上法庭！馬上把他們趕到西伯利亞去！”“現在要是有機關槍，就朝那些窗口掃過去！”我一轉身，發現身後有兩個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們在大喊機關槍。我回答說：“你們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開槍了。”一個警察站一邊，假裝什麼也沒聽見。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時間總有一種感覺……背後好像總是有鬼鬼祟祟的聲音……不是我一個人這樣……我們區委一位指導員的女兒在中學讀書，她班裏有兩個女孩子來找她說：“我們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爲你爸爸在區黨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會在那種地方工作。我們昨天參加了集會……”只有五年級的孩子啊，已經是雨果筆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準備去運送子彈匣了。“一號”突發心臟病，沒有來得及送到醫院，死在了急救車上。我以爲像以前一樣，會有很多人送花圈，哀樂樂隊。實際上卻就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沒有什麼人來。送葬者只有我們一羣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鐮刀和鐵錘，第一行字是蘇聯國歌的歌詞：“自由的共和國，牢不可破的聯盟。”但人們都嘲笑她，我一直聽到鬼鬼祟祟的聲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經病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在商店對着我的臉大叫：“瞧，就是這些共產婆娘，毀壞了一個國家！”

有什麼能救我？一些電話救了我。一個女友來電話說：“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亞去，不必害怕。那裏可美了。”（笑）她當時正在西伯利亞旅遊，可喜歡那裏了。表姐也從基輔打來了電話：“到我們這兒來吧。我把鑰匙給你，可以在我們的別墅躲避一下。在這裏沒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會躲起來的。”父母每天都打電話來：“你在幹什麼？”“在醃黃瓜。”我那時候整天在家用開水煮醃菜的罐子。心情當然很糾結。不讀報紙不看電視，只看偵探小說，一本接一本地讀。電視機只能帶來恐懼，報紙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