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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長篇小說對我來說是件太偶然的事。編輯馬馬虎虎地約稿，我就嘻嘻哈哈答應了。但我心裏卻是十分當真的。至今我仍對任何編輯的約稿感到受寵若驚，包括那擋毫無誠意的。我所說的偶然，就是我恰恰又碰上了一位比我更把這事當真的編輯，他的馬馬虎虎和我的嘻嘻哈哈不過都是存心給自己留餘地、留退路。這樣我才認真幹起來。什麼事都是在你不知怎麼幹時幹得特別順手，三個月時間我就完成了《綠血》三十萬字的初稿。這速度快得簡直讓我難爲情。
我斷定再甭想從自己腦子裏榨出一個字的時候，才從椅子上站起來。什麼都涼了，手、腳、血液，包括胸前綁着的大熱水袋。雖然我把日曆、鐘錶一律翻成背向我，但我仍清楚地知道這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個午飯時間。
錢和時間在這年頭都極不禁花，但錢好歹還能儲蓄。有時我甚至想，失眠就讓它失吧，不必花許多時間跑衛生所，花許多時間說服醫生開給我大劑量的安眠藥。把失眠的時間用來讀書沒準倒讀出個學者來了。但別人不同意，我的親友和一切人都不能允許這個人在人人皆睡的時間獨她醒着，所以我還是去睡。先是仔細地睡，再是努力地睡，最後是歇斯底里地睡，直睡到倦意全無，大汗淋漓。一次最長的失眠是三十四個通宵，當我硬撐着坐到稿紙前時，不得不承認腦子已接近一個白癡。這時，眼淚嘩嘩地在我臉上流，因爲我突然意識到，我非但不能做一個成功的作家，我恐怕連個正常的人都算不上了。
當我把長篇小說稿扛到編輯面前時，隻字不提我的失眠，以及由失眠引起的種種病症，諸如突發性頭痛，它痛得讓我很自然地想到女人臨盆時的陣痛，痛得真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娩出似的。交稿後，我一連許多天不敢見編輯，我又是失眠又是頭痛地寫掉了偌大一摞稿箋，若不成，我只有自殺去了。幸而它們都成了。之後，有人向我談起我的小說文字之流暢，結構之整體，什麼一氣呵成之類的話時，我就在心裏說：“天曉得！”
我的午飯通常是蘇打餅乾、牛奶，闊的時候喫點水果。不能喫飽，喫個太飽午飯的惡劣後果是個大長午覺。失眠人往往在沒希望睡的時候鬧瞌睡。在美國時有人問我：“我在大陸看見許多辦公室裏放着牀，是怎麼回事？”我告訴他那多半是午覺設備。他想了一會兒說：“你們什麼時候把牀從辦公室搬出去，你們就有希望了。”
我總是在午飯時間打開電話鈴。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電話裏傳出一個怪極了的聲音：“你是女作家嚴歌苓嗎？”
我說是。心想這人有什麼病。他說他是美國大使館新聞文化處的，看了《中國日報》上介紹我的文章對我很感興趣，並問我對美國感不感興趣。我說當然。“那麼我們給你一個機會到美國訪問。”
接下去，這個講中國話的美國人問我想見哪些美國作家，我一口氣講出幾個估計都健在的，但心裏想，我想見誰得看誰想見我。等我掛上電話，發現十個手指尖都在打戰。我除了對自己的堅韌自信之外，對我所具奮的任何東西都沒有自信過。我從不結交朋友，因爲我相信自己毫無社交魅力；我喜好穿着，那是我相信自己不夠漂亮；我從不把小說推薦給任何人，那是我認爲它們全是些辜負我的東西。我沒有自信，因此我遠不能瀟灑地、泰然地對待這樣一個消息的降臨。連續幾天，我激動得什麼也做不了，並且不想與任何人講話。十九歲那年，當我第一次發表作品時，也興奮得悶聲不響了好幾日，除了偶然向着一片空虛傻笑一下。也就是從那時起，我不安分了，不再想老老實實做個舞蹈演員，不再從早到晚穿着一雙骯髒的舞鞋，毫無指望地蹦啊蹦，我瞄準了，或許有另一種成功的可能，一個大的轉折或許就在前面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