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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有三個因素導致一個小說家的成功。當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離異（或早喪），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體弱。粗粗覈實，發現曹雪芹與魯迅符合後兩宗，布朗特三姐妹馬馬虎虎將三宗都兼擅，其他的，符合任何一宗都合理也都牽強。這類話好比占卦，認真追究，它強詞奪理，好歹都謅得圓。正要不屑，突然意識到自己倒恰巧具備這三個因素。成功還沒影子，三種不幸卻始終鞍前馬後跟着我，與我熟得不能再熟。
我從聽懂人話，就開始聽父母把“離婚”當歌唱。他們都搞藝術，吵架的臺詞是這樣：“你簡直像沃倫茨基！”“噢，那你以爲你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嘍？！”七歲能讀書了，我便喫力地辨認出父親書海中的《安娜·卡列尼娜》。它是個開始，從它，我慢慢走入許多個比父母更不幸、更豐富、更衝突的情感世界。
像別的父母習慣於哭鬧的孩子一樣，我習慣了哭鬧的父母。那時我害着貧血，慢性口腔潰瘍，按外婆的話，是個“喫不香、睡不沉的孩子”。這種孩子出去與人捉迷藏、跳繩、踢毽子是不會佔優勢的。但我很快在另一領域發現了自己的優勢，就是講故事。十歲左右的我已給我的朋友講述過小仲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聖母院》、《悲慘世界》、《笑面人》。在講述中，我並不忠實於原著，一些細節我記不清了，或我不滿意作者對某些人物命運的安排，我便按我的意願去即興。比如講到《悲慘世界》中冉·阿讓看着珂賽特被她的戀人帶走，他與她很長久地對視一眼，一下子明白了潛在他倆之間真正的感情，他們都忍下了眼淚。這是我發揮的。我認爲他們之間不止是一種父女情感，還有最偉人的愛情深植於他們，這愛情的純度與力量正在於毫無可能去實現它；它的誕生就伴同着犧牲。因此，經我敘述的經典小說，都是走樣的，在我的有意和無意中，它們變成我自己的版本了。我從不肯老老實實複述一個故事。那時我並不知道，那便是我創作欲最初的體現。後來“文革”來了，“文革”就是把一切“文”都“革”掉，父母和他的朋友們一夜間成了反動作家，反動文人，反動這，反動那。大家的書被燒了，被抄家抄走了，被封存了。我的故事，走樣歸走樣，畢竟成了我同齡朋友們的書。一天看着幾個紅衛兵朝我們的父輩作歹，我大聲說了句雨果的話：“狼啊，千萬別墮落成人！”聽過我故事的夥伴們瘋子一樣笑了。
現在想想我那時繪聲繪色、眉飛色舞地講述成年人複雜的故事和情感，我驚異自己的早熟，幾乎是個沒有童年、童趣、童心的孩子。
“文革”後，父親與他的朋友們又做他們的文人、作家了。去掉前面的“反動”，一大堆痛苦經歷卻留在他們生命中了。他們變得不那麼認真，或叫做“看透了”，痛苦的事情常拿出來插科打諢着說。我卻聽得很細，記得很牢，再去潤了色講給我的同齡朋友。一天，斷電了，幹不了別的，只有講故事。我講到一個畫家和狗的故事。突然來了電，我看見每個人臉上都有淚。
我心裏過意不去，因爲這個故事是我添枝加葉，幾乎無中生有編出來的。編故事，不就是小說家頭一件要做的事嗎？看來這頭一件事我幹得不壞，那麼我來用筆編着試試？很輕鬆的，我的第一部作品問世了。頭一回看到自己的名字變成鉛字，我就跟不認得它一樣，瞅了它好久。那時我二十一歲。二十一歲，尚沒有想到文學創作是件非常嚴肅的職業，它該包含大量的、沉重的思考。二十一歲的我僅從鉛印的名字中得到快感，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