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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輩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針，怕進理髮店，怕牙醫的椅子，最怕的卻是考試。幸而“文革”在我上一年級開始了，考試是被“革”掉的衆多內容之一。學生們事先把答案用黑筆寫在黑漆桌面上，考試時朝桌面哈哈氣，字跡便顯出來，然後抄到考卷上去。老師這時只去看天花板，看窗外，或者看他心境中一個抽象的遠方。絕不來看我們，絕看不見我們這時的爲非作歹。不然怎麼辦？這時師生一對視，大家不都得窘死？那年頭老師又惹不起學生，全是“小將”，一聲叱吒，“打倒孔孟之道、師道尊嚴”，老師第二天就得下講臺掃廁所去。
因此我回到家裏仍是什麼也不會。爸那時天天被罰做苦力，罰在人前唸經一樣念“我有罪我該死”。但在家裏卻還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風尊嚴在我面前抖出來了。
“給我算這些題！”
我說：“啊？！”
“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還有臉做學生？！”
我腦子裏跑飛機一樣轟轟的，看着一紙習題。我想爸這輩子在做人處世上的考試怎麼也及格不了。他若肯省些事，少頂些真，像我的老師們那樣，我們全家也少跟他受些作踐。每場政治運動，對他都是小考大考；不歇氣的考怎麼就沒把他考明白、考乖巧？他回回念“我有罪”原來也像我們抄答案，抄過就抄過了，根本就沒往心裏放，根本還是但求得過且過。在我看，他在政治上、社會上，在人際關係上，一向交白卷，從來沒被考出半點長進。我在爸出的考卷上填了些數字。
爸將卷子端到臉前，立刻抄起支筆在上面通天貫地打了個大“×”。勁兒之足，像是左右開弓給它兩個大耳光。
“你給我當心點、別以爲往學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還要像今天這樣考你的！”
也許就怕他那個“下回”，我就此在無考試的年代怕透了考試。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高考恢復了。我偷偷準備功課，想考電影學院或戲劇學院。幹嗎“偷偷”呢？主要是瞞着爸。若考得太臭，爸雖不至於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會把對我的希望兩筆畫掉了。在他受苦受辱的生命中，我不是作爲我活着，而是作爲他活的希望而活着。我是不可以辭去“希望”這角色的。他會與人半癡半癲地談到我如何天才，如何近乎“七步成詩”，如何大器而不晚成。我是偷偷寫作，偷偷發表了作品，得了獎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幹什麼，大致知道我在文學界混得還有個眉目。因爲他一天突然說：“憑你的作品，爲什麼不去考考學校？比如考考編劇系、文學系什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