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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西米亞”在英文中也是個形容詞。比如我的一個畫家朋友向我推薦一處住所時用種讚許的口氣說：“那幢樓你我這類人會喜歡的——特‘波西米亞’！”他指的“這類人”，意思是掙扎中的藝術家。我被這位畫家帶到了這座“波西米亞”公寓裏，發現它的確和意大利歌劇“波西米亞人”的佈景有一絲相仿。樓是普通的40年代公寓樓，但內部裝潢卻很奇特：粗礪的原木門窗，牆壁的磚石壘砌全然裸露，壁爐也是精心設計出的笨拙，兩張蕩椅被粗大的鐵鏈吊在橫椽上。所有的傢俱都顯出質樸和灰暗的調子，樓中的氣氛因此也就是沉重而憂鬱，透着一層無可言狀的懷舊情緒。我馬上喜愛上了這座公寓樓。它似乎是逃遁現代物質文明的一個避難所，也有一層對強大無情的美國主流社會叛逆以及自我流放的意思。
房東太太接待了我。我與她達成了房租上的協議：一月六百元，包括傢俱、電視。六百元的房租對六年前還是窮學生的我，無疑是個沉重的數字，亦可見這裏每一點貌似的樸素與陳舊都相當昂貴。它使我明白由無產階級到資產階級再到無產階級這樣一種非尋常的意識形態的進化：從物質貧乏到物質富有是人自身的一次解放，而從物質豐富再返回所謂的簡陋則是人的又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大部分取決於人的自由選擇，亦在於人的人生態度、審美觀。房東太太六十歲左右，常把“庸俗”掛在嘴上，有次問她的“庸俗”定義何在，她說：“假花固然是一種庸俗。但對我來說，庸俗是一個人開奔馳車，但連買本書的錢也花不痛快。”
公寓樓裏果然沒有開奔馳的階級代表。十二家房客有一位畫家、三個作家（包括我自己）、一個影評者、一個教授，剩下的，都是職業面貌模糊的人們。比如，珍妮在一個非營利組織做半工，那個組織爲貧困戶提供低價住房，但珍妮也同時做好幾份雜事，編寫教會印刷物之類，因此她對一生只學一門本事，以那專一的本事謀求一生糧草的人十分不屑。
珍妮的本名當然不叫珍妮。正如樓中一位心理學教授爲他所有就診者保密，我也不能透露珍妮的真實姓名。據房東太太說，珍妮是在兩年前的一個半夜投奔上門的。房東太太很樂意把自己的“波西米亞”樓當做女性心靈創傷的野戰醫院，凡有珍妮這樣的突然投奔者，她一向不打聽她的原因。在房東太太看來，原因無非那幾樁：受了丈夫或男友的暴揍，或者陷入不可自拔的情感災難，甚至更有難以啓齒的精神創傷——家庭倫常所致的傷害。就像三樓的吉亞，一位絕頂美麗的黑姑娘，樓中相傳她是受到公公的性騷擾而出逃的，而這位公公屬於芝加哥最富有的黑人家族之一。究竟吉亞是什麼身世，那位矮小的猶太心理學教授一定是清楚的，僅是同一幢樓的住戶，就有三個是教授的固定就診者，吉亞家就佔兩名：吉亞和她十歲的兒子。我後來寫作的長篇小說《人寰》，那間心理診室，其實就是照搬了教授的那間神祕、古怪，壁爐裏總有溫吞火苗的大房間。房客中僅有教授不宿在此地，他另有豪宅，只是因爲喜愛這樓的“波西米亞”風味而租下最大一套房做診室。
房東太太對任何投宿者都不收押金，也不與他們籤租賃契約。她說她的直覺十分敏銳，一旦直覺認同某人，那人絕不會具有拖欠房租、吵鬧、酗酒之類的習慣。房東太太經營這座“波西米亞”樓有十餘年了，尚沒有一個房客最終成爲她直覺的意外。她說兩年前珍妮在夜晚十一點半打了個電話來，說是一位朋友向她介紹了這個住所，她請求房東太太儘快接收她。珍妮是在當夜十二點半被房東太太的直覺檢驗合格當即接收的。房東太太說，珍妮當時說她只住一到兩個月，很像是暫時避避難的樣子，可她一住就住了兩年多，而那種緊迫的避難感從未消退。房東太太長着淡藍的眼睛，險峻的鼻子，小而敏感的嘴脣，是那類十分寬容又十分嚴格的人，而從嚴從寬的準則全在她的內心。比如她曾趕走一個醫學院預科生，因爲他暗暗揍過她的貓並且常常將粗俗不堪的音樂音量放得很大。但對樓道中時常飄散的一股大麻氣味，她從來不加追究。那般淡淡的毒品氣息給這波西米亞樓添了一絲消極和頹敗之感，使我一搬進來就意識到這樓中的某人正經歷某種不幸或企圖抹拭曾經的某場不幸。也像所有無聊的小說家一樣，我感到一切淺淡的不幸都是美麗的。
珍妮和我的交情開始在我遷居波西米亞樓的第二個月。她不能在自己房裏抽菸，因爲同租一套公寓的另一房客對香菸過敏。一天她歉意十足地說她在我窗外的陽臺上抽了一支菸，希望我不介意。我說那陽臺本來也半屬公衆：每個從露天樓梯下樓的人都必經此地。房東太太在那裏擺了一張粗重的木長椅，也是意在給人歇息或相互交往的。珍妮臉微微一紅，說她撒了謊，其實她在我窗外吸菸已有一個禮拜了。她說：“我一直等你抗議。”我笑道：“我一點察覺都沒有！”她以她灰色的眼睛看我一會兒問道：“你們中國人都這樣隨和嗎？”我調侃一句，說假如我們不學得隨和些，十多億人是無法共同存活的。
第二天，珍妮手裏拿着一束花，說是野地裏釆的。我奇怪地想：美國的一草一木都碰不得，碰一碰就是破壞環境保護，珍妮怎麼採來這滿滿一把野矢車菊？她笑而不答，把花插在我的一個玻璃瓶裏。從此後，珍妮和我在其他房客眼中就成了一對形影不離的朋友。她領我到各個實惠的食品店去買食物，也領我逛遍了橡樹公園城的所有二手貨商店。有次我誇讚她的一個髮夾，一週後她買了個一模一樣的給我。這時我已發現我不能隨便誇讚珍妮的任何東西，她會不聲不響記在心裏，再滿世界去爲我尋覓。當她把一個我早已忘卻的心願突然實現——將一種護膚或護髮或女性其他的用品突然呈到我眼前，四十歲的珍妮臉上會綻放出孩子式的爛漫笑容，她毫不掩飾自己的殷勤。房東太太有天對我說：“珍妮住在這裏兩年多了，從來沒有接近任何一個人，也從來不讓任何人進她的房間。”她老謀深算、意味深長地盯着我微笑。我不懂她是什麼意思。
一個星期六的半夜，三樓的吉亞發出的一聲呼救震撼了整個波西米亞樓。大家知道吉亞新交的牙買加男友又在揍吉亞的兒子了。牙買加人是個影評家，常組織全樓房客去看他中意的電影。誰也無法想象他在一扇門後的粗暴面目。我上到三樓就看見珍妮已站在吉亞門口，臉色由於憤怒而變得慘白。她用拳頭擂着門喊牙買加人的名字：“你給我立刻開門！”這時的珍妮身上出現一種光與力，使我對她天性中的正義感以及我們中國人欣賞的仗義油然生出一股敬畏。她越是威嚴，嗓音便越是低調，當她對牙買加人的喊話有了威逼成分時，珍妮用一種我從來沒聽過的低沉音色說：“要我破門而入嗎——你這雜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