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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打聽着畫展的方位，都說不清楚。最終看見角落裏支起一塊大案板，上面鋪着一些未裝裱的中國畫。那些裱了的，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掛在直立的衣帽架上。畫面因深刻的折皺而顯得古舊並來歷曲折，似乎五分鐘之前還緊緊擠壓在行李捲中。賣畫的是個滿口山東腔的漢子，紅紫臉膛，眼神愣中帶羞。他在人羣中顯然看不見一張熟面孔，就索性把目光和每個人都錯過去，使焦距渙散一些，人們對他的疏忽也成了他對人們的不理會。上前一問，他憨厚地笑着說自己剛從國內來，幾百張字畫果真被他卷裹成行李，隨身扛來了。他解釋說因爲地盤小，也沒有是夠的時間裝配畫框，只能湊合了。依琳當下買了兩幅扇面，他高興起來，不顧禁止吸菸的警示和那麼多貂皮大衣，一支接一支抽起煙來。他叼着菸頭，給煙燻得一隻眼睜一隻眼閉，把案上疊摞起的畫一張張掀起，請依琳看。依琳少見多怪的“噢噢”聲引得三四個人圍過來，一個穿貂皮大衣的二十來歲的女孩，非常淡遠地看着一張張畫，看到一個上千元的價籤，她就圓起眼晴向她男朋友（或丈夫）使個眼色。賣畫的漢子漸漸折騰出一頭汗來，他將嫌緊的黑色毛衣順肚子捲上去，卷在胸脯上，裏面是件米黃高領衫，乍看像裸出的肌膚。他不那麼羞了，大口抽菸，大聲講着黃永玉的運墨特點。人們聽着他，看着他，像看着碼頭上一個耍大刀的，看看就離去了。
這時人家急着要進入內廳去喫晚飯和看歌舞，忽然發生一陣恐慌：賣出去的餐票比餐位要多很多，很多人有票卻不一定有飯喫。把門的人直是抱歉，說餐桌已坐滿，請暫時沒位置的人先忍一忍，等第一批人喫完。不少父母和孩子被拆開了，裏面外面地呼叫。我和依琳推讓一會兒，我堅持她先進去喫，因爲她十天前就攢出個好胃口，當天省去了午飯，就爲了要好好喫一頓中國年夜飯。
二十分鐘後我也被放進去，被安置在離依琳三張桌的位置上。她回頭對我做了個鬼臉。我發現桌上有一盤面包，一碟黃油，每人面前擺着三道菜的刀叉和一碗生菜色拉。舞臺上一條紅布條幅，上面一行漢字一行英文，大意是慶祝春節之類。除此之外，就是一個個中國宮燈，再沒其他字了。喫熱菜時歌舞開始了。舞臺上出現十多個穿旗袍的美國姑娘，金髮紅髮盤成中國式髮髻，每人執一把中國摺扇，跳起中國秧歌來。她們個子都很高大豐滿，做某些靈敏詼諧的小動作時，顯得喫力無比卻十分別致。緞面旗袍衩開得很高，圓滾滾的長腿一直露到根梢。她們一招一式都顯出對自己肉體的坦然和磊落，那種中國女性的閃爍、曖昧或含蓄在她們身上蕩然無有。儘管她們的步法、招式都對，但你越看越糊塗，不知她們在跳什麼，不倫不類，倒頗有看頭。原來一族的舞蹈並不只是一些動作，而是那民族心理特徵的外化。那些招式和扭動應該同廳外畫攤上的畫相和諧，岩石或樹枝杆從來不像這些洋姑娘的肢體和軀幹，毫無阻力地伸展，毫無限制地自由。該是帶些掙扎的，曲扭而充滿疙疙瘩瘩的力量。
這個長達十多分鐘的開場舞蹈使我意識到這個大年夜和我曾經在國內度過的大不相同了。年夜飯也不是曾經的年夜飯，依琳的好奇心受到了一定挫折。甜食是檸檬派，所有人都心滿意是地喫着，絲毫沒感到缺了什麼。沒人感到什麼挺重要的東西被取代了。我們對中國傳統的捍衛早已不那麼認真了。
一位據說是十分著名的中國歌星上了臺，穿着粉紅曳地的紗裙，一層一層又一層，嬌小個人兒，似乎被一堆輕柔縹緲的粉紅肥皂泡浮載着。她穿着十八世紀的西方盛裝，唱的是二十世紀的流行歌曲。因爲掌聲不讓她謝幕，她唱第八支歌時便成了黃梅戲。依琳不求甚解地跟着喝彩，不斷用餐紙拭着額上的汗。這時我已步到廳外，實在招架不住廳內的溫度。不知那些貂皮大衣什麼感受。
廳外只剩了那個賣畫的山東漢子，毛衣還是被捲起來的。他告訴我他是山東濰坊人，從小學畫。他說：“濰坊那地方靠畫畫咋掙錢？”他十年前和一些嚮往現代化的人們投奔了當時最現代化的城市深圳。他十分自豪地講到中國賣畫的行情，不像這裏，沒幾個人真識貨，磨一晚上嘴皮子，才賣了兩幅扇面。我問他想不想家——大年三十的，他不置可否地嘿嘿笑笑。他說“國內也就是這些（他指廳內），喫着喝着，看看電視，電視上也就是跳跳舞，唱唱流行歌兒。”過一會兒他想起什麼，說：“也不是想家，就是想咱山東的餃子！”
依琳這時也出來了。表情很快樂卻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樣子，顯然對大歌星或整個節目的內容都不太懂得。我們就同孤零零的賣畫漢子告辭了，來到非常冷清的大街上。依琳把我拽進一家爵士吧，說怎麼也要把這個中國人的重大夜晚替我好好過完。她替我和她自己都要了“BloodyMary”，跟我碰杯說：“HappyNewYear！”吧檯上的人扭頭來看我們，心想這兩人準是醉了，跑這兒來過哪國的“NewYear”？
我們喝酒，聽爵士，守歲。挺逗的，這樣一個大年三十。什麼都不對，但一切都地道。我想起賣畫人講“咱山東的餃子”，可以想象，那餃子的地道。那地道原可以使我有一個機會去懷舊和自新，去沉醉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