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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母親
我生平參加的第一個葬禮，竟是母親的葬禮。
今年三月的一個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寫作，喫了一頓以牛奶爲主的“站立午餐”，心裏莫名地生出一陣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這種思念之痛突然發作時，一把抓起電話。因爲是心血來潮，往往在電話那端有了應答時，發現自己並不知想說什麼，只不過覺得母親的聲音比之信中的字更來得有聲色些，更物質些（Physical），並且使我和母親遠隔重洋的溝通，又多出一維空間。這天我那識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媽媽的號碼。對父母的電話號碼的記憶，早已不必經過大腦，手指頭就如鋼琴家熟識琴鍵上的音階那樣。
三月的那個下午（正是祖國的清晨）接電話的竟是我的繼父。媽媽是個敏捷至極的人，電話鈴一響，她總是聞聲起舞似的向電話一躍。我甚至懷疑她時時都埋伏着，守候我的電話。自我遠嫁，她知道早晨七點的電話鈴聲必定發自我這裏。有時我連個“喂”都來不及招呼，媽媽那邊已經喚起來：“嘿！女兒！媽媽就知道是你。”而這回接電話的不是媽媽那相當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尋常了。我劈頭就問：“媽媽呢？”繼父沒直接回答，反問我失眠症可有好轉。無數猜測造成了我瞬間的木訥，任繼父例行公事地問我的寫作，問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媽媽呢？”
繼父說媽媽住了醫院，前兩天剛剛經歷胃切除手術。他接着告訴我，媽媽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爺子喋喋不休的陳述手術過程時，我重複地對自己說：有時噩夢也會如此真切，最終總要醒的，發現它不過是個唬人的夢。我只希望此時有個人來猛力推推我，告訴我，我只是讓夢魘所陷。但是沒有這個把我拉出噩夢的人了。這噩夢我是要做到生命終結的。
媽媽是個那麼健壯的人，一副爽脾氣，怎麼可能患這樣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總是不容分說地拾起（扛起、背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擁擠的人羣裏給我開道，我卻甩着兩隻空手，不斷懇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讓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爲在她眼裏我一向柔弱，渾身沒三兩力氣。有時我會跟她叫嚷：“媽媽，別人看見我這樣甩着兩隻空手，讓你老太太當挑夫，會說這個女兒真夠‘孝順’的！”她仍是不理會，只是像個坦克一般闖去。這樣的一個媽媽怎麼會說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門口？
幾天後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車到南京。媽媽已從外科轉到了腫瘤科。在我到達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來把真實病情告訴媽媽。哥哥一家和繼父的兒女們都覺得輪不上他們來給予媽媽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來宣判爸爸對她的感情已耗盡，他們的婚姻該解體。人們之所以把這份重大而殘酷的權力委派於我，因爲他們知道我在媽媽心裏的地位，當然也知道媽媽在我情感中所佔的篇幅。
從火車站到醫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將遭判決的是我，而不是媽媽。人們在計程車上你一句我一句，講着媽媽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沒聽進去，只在心裏組合那個最殘忍的句子。我還一遍遍說服自己：媽媽應該知道真相；媽媽有權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邊，她會添很多力量來接受這有着巨大殺傷力的真理，我還相信媽媽的堅強，她那些磨難若擱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個死亡。我在穿過腫瘤科的長走廊時，話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