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小團圓》 (第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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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很長時間對張愛玲的作品感到隔膜，因爲她的小說趣味同我理想的小說相去太遠。二十年前，我讀過一些張愛玲的作品，先是讀了傅雷先生（當時的署名是迅雨）1944年在《萬象》雜誌上發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我記得傅雷先生盛讚張愛玲的小說：“這太突兀了，太像奇蹟了”，稱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金鎖記》（長安、長白、姜二少爺、三少爺紀澤）“至少也該列爲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我找《金鎖記》來讀，讀過後卻並不喜歡，因爲曹七巧那樣色彩濃烈到極不自然的人物，實在不符合我對小說審美的理解。相反，我對張愛玲的另一箇中篇《傾城之戀》（白流蘇、範柳原、印度公主薩黑夷妮、徐太太）感覺好些。這篇小說卻被傅雷先生批評爲“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對照也不強烈”，“好似六朝的駢體，雖然珠光寶氣，內裏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而我喜歡《傾城之戀》的原因，恰恰因爲它“沒有悲劇的嚴肅、崇高和宿命性”。我總以爲，小說的深刻與否並不取決於題材或者人物的怪異程度，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潛流下，已經暗湧着最複雜最隱祕的人性。雖然我也欣賞張愛玲小說外在的華麗，她作品中俯拾皆是的聰明漂亮句子、新穎而又古老的華麗意象，她對人物心理燭照洞微的刻畫與揭示。但我覺得她是太聰明瞭，而且她恣意放任自己的聰明，恨不得把自己的聰明像累累珠寶，一古腦全鑲嵌在七尺寶塔上。

張愛玲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重新出土”成爲熱門，90年代被中國的小資們奉爲“祖師奶奶”。夏志清上世紀70年代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大陸2005年出版），爲張愛玲列了一個專章，評介張愛玲的字數甚至超過介紹魯迅。夏志清稱張愛玲爲“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並說她的《秧歌》“在中國小說史上已經是不朽之作”。當代也有不少作家是學張愛玲的，有的甚至已是小說大家，雖然他們並不樂意承認。這樣的情形下，我居然還敢宣稱自己不喜歡張愛玲，的確有點兒不合時宜。

我的人生觀，我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文學教育，我心目中了不起的文學，應該是魯迅先生那樣的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文學，沈從文那樣的文學。文學中肯定有“我”，有“小我”，但過於執着於一己的小悲小歡，從頭到尾自戀到近乎自言自語的文學，我以爲至少是格局小，不大氣。

張愛玲的《小團圓》完成於1976年，寫作十個月，塵封了三十三年。2009年2月23日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在臺灣地區出版，2009年2月26日在香港出版。4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大陸簡體版的《小團圓》，賣得非常火，據說在南京一小時內銷了三百多冊，已銷了近十萬冊，還要繼續加印。毫不誇張地說，這是2009年中國文學史上的大事件。2009年4月，我應邀去深圳參加一個文化訪談，朋友即送我一本港版《小團圓》，繁體豎排版，定價七十八港幣。

我讀這本書的感覺很奇怪。我耐心讀了張愛玲的遺產執行人宋以朗先生寫的前言，近一萬四千字，中間大量引用宋以朗先生的父母宋淇先生和鄺文美女士與張愛玲的通信，還夾雜不少英文單詞，我又很耐煩地去看註釋。這篇長長的前言其實就是講了一句話：爲什麼要出版張愛玲的遺稿《小團圓》。

但我對這個問題不關心。我關心的是，這個前言在確鑿地告訴我，《小團圓》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中人物事件與張愛玲生活軌跡的重疊，幾乎絲絲入扣。宋淇先生寫信力勸張愛玲不要發表，而張愛玲也幾乎要銷燬小說稿的原因正因爲此。

小說一開頭我就不喜歡：“大考的早晨，那慘淡的心情大概只有軍隊作戰前的黎明可以比擬，像‘斯巴達克斯’裏奴隸起義的叛軍在晨霧中遙望羅馬大軍擺陣，所有的戰爭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爲完全是等待。”

這個比喻在小說的結尾又一字不改重複一次。然而這個比喻是拙劣的，這樣的小說結構也並不高明。這是張愛玲最愛用的技法，比如她的《傾城之戀》，開頭結尾都用了“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開過來又拉開過去，說不盡的蒼涼故事——不問也罷”，就像說書人開場和結尾時都要拍的那一聲“驚堂木”，似乎害怕聽書的人聽厭倦，睡着了，驚他們一下，快醒過來。

《小團圓》第一章第二段接着寫：“九莉（張愛玲）三十歲的時候在筆記簿上寫道：‘雨聲潺潺，像住在溪邊。寧願天天下雨，以爲你是因爲下雨不來。’”

這一段在《小團圓》快結尾處也出現。小說到此好像畫了一個圓圈，從原點出發，又回到原點。小說的結構因此顯得嚴謹完整，也許有更深的意蘊：人生的軌跡無非畫了一個空空的圓，走了一遭，什麼都沒有，一切還是虛空。九莉（張愛玲）這時正和一個電影明星燕山（桑弧）戀愛。這個久等不來的“你”當然是燕山（桑弧）。而燕山（桑弧）不久又和另一個女人結婚。儘管九莉（張愛玲）“靠在藤躺椅上，淚珠不停地往下流”，還對燕山（桑弧）說：“沒有人會像我這樣喜歡你的。”